工商團體想調降雇主負擔的勞健保費,但從數據上看,台灣企業繳納的社會安全捐並不高

工商團體想調降雇主負擔的勞健保費,但從數據上看,台灣企業繳納的社會安全捐並不高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勞健保基金正面臨破產,因為支付給這些保險基金的保費太少。由於台灣企業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給自己高於正常水平的利潤,導致工資被壓低,支付給保險基金的保費也被壓低——沒錯,勞健保沒有增加,正是因為工資增加不夠快。

台灣明年將每月基本工資提高至25250元,然而,台灣的商業團體以提高基本工資為藉口,爭辯說他們應該支付較低的勞健保費。

基本工資上調公布後,中國工商聯主席林波芳立即爭辯說,勞保費率應基本工資的調漲隨之調整,由企業、員工、政府7:2:1的比例調為6:2:2。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表示,他與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許舒博此前也曾抱怨雇主支付的勞健保太高,給雇主帶來了太大的負擔。

目前的勞保費率為10.5%,其中雇主只繳納7%。商業團體說,保費應該降低到6%。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周治邦在一篇支持企業的文章中聲稱,「調升基本工資會透過對社會保險的影響,從而影響到雇主的成本以及政府的財政狀況」。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劉宜君也提出了類似的說法,說基本工資調漲「立即帶動許多保費的增加......對雇主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上個月,政府公布的預估顯示2026年勞保將面臨破產,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也恐嚇說:「政府就要一直撥補一直撥補,那政府撥補的錢財要不就印鈔票,要不然就是加稅 … 這樣的成本就會轉嫁給全國人民承擔。」

商業團體和與之結盟的經濟學家,使用的散布恐懼的策略都是一樣的——聲稱保費太高,會增加商業成本。但他們沒有提供數據來支持他們的主張。

讓我們分析一下數據,看看台灣雇主支付的社會安全捐和保費的情況。

從數據上看,台灣企業繳納的社會安全捐並不高

當我們將台灣與OECD中其他先進國家進行比較時,可以看到台灣雇主支付的社會安全捐實際上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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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表中台灣的雇主社會安全捐(或保費),是通過將企業支付的「保退休金」相加,除以「勞工的總勞動成本」計算得出的。

可以看出,台灣的雇主社會安全捐僅為OECD先進國家中社會安全捐最高的國家的一半。但這仍然沒有給出完整的面相——我們還需要將其,與台灣企業支付給勞工的工資水平進行比較。

從工資份額占GDP比例來看,台灣的工資比例實際上是與歐洲其他先進國家相比最低的之一。換言之,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台灣企業支付給台灣勞工的工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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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台灣企業支付的工資較低,他們支付的社會安全捐相對於GDP自然也會較低。

的確,從下圖可以看出,考慮到台灣勞工的低工資,台灣企業繳納的社會安全捐佔GDP的比例,是歐洲其他先進國家中最低的之一。

2019年台灣總社會安全捐達1.18兆元,佔GDP總額的6.25%。 如果只看雇主社會安全捐,把雇主繳納健保退休金以及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加起來,約佔GDP的3.2%。

因此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可以在下圖看到,台灣雇主實際上支付的社會安全捐(或保費)佔GDP的比例,坐落在其中的後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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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當我們把雇主繳納的稅款和社會安全捐加在一起時,可以從下圖看出,台灣雇主負擔的租稅負擔率佔GDP的比重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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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台灣的總租稅負擔率(租稅收入及社會安全捐佔GDP的比重),也是先進國家中租稅負擔最低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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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稅負如此低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企業支付的工資低——正如我們前面不斷強調的。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台灣的企業為自己儲存了極高的利潤——你可以從下圖看到,與歐洲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台灣企業的利潤佔GDP的比例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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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下圖所示,在企業賺取的利潤份額較低的國家,總租稅負擔也較高,從圖表中可以看出,台灣企業在這組國家中獲得的利潤份額最高,但總租稅負擔也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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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於可以用於改善台灣社會保障的支出,意味著什麼?

由於台灣的租稅負擔低(租稅收入及社會安全捐),因此可以用於台灣勞工社會保障需求的支出,也同樣很低。

在下圖中可以看到,在企業賺取的利潤份額較低的先進國家,公民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保障支出。然而在台灣,由於企業的利潤份額極高,使得台灣公民的社會保障支出成為最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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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出,第一,台灣雇主繳納的社會安全捐(或保費)並不高;此外,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台灣企業支付給台灣勞工的工資是最低之一。因此,台灣企業支付的社會安全捐佔GDP的比重,也是先進國家中的末段班。

再看看台灣企業的利潤,卻是先進國家中最高的其中一位。

所以,當我們談論勞保面臨破產時,我們真正在談論的是什麼?

這些保險基金正面臨破產,因為支付給這些保險基金的保費太少。因此,實際情況是,由於台灣企業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給自己高於正常水平的利潤(正如我之前多次解釋過的),這導致工資被壓低,支付給保險基金的保費也被壓低,從而導致這些基金的不足和破產危機。

勞健保沒有增加,正是因為工資增加不夠快

如果我們想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明顯有效的方法是減少企業的利潤,並將其引導到更高的工資上,從而提高社會安全捐。

當國民黨立委曾銘宗指責「勞保潛藏負債深,蔡政府卻無任何勞保改革方案」時,現實是,今天的勞保問題是在國民黨馬英九總統任內變得更加嚴重,而這也是蔡總統一直試圖通過提高基本工資來改變的事情。

所以國民黨沒有資格責怪別人,而應該對自己舉起一面鏡子。

而商業團體抱怨保費太高,顯然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台灣企業支付的工資和保費佔GDP的比重明顯偏低。

令人憤慨的是,台灣企業選擇讓自己賺取高額利潤,卻又想支付低保費。

企業發出的信號是——他們不想公平地支付台灣勞工工資,他們不想保護台灣勞工的社會需求,因為他們想繼續在先進國家中賺取最高的利潤,而他們不想為那些辛勤工作以幫助他們獲利的勞工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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