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東部親俄武裝衝突與人道危機：此生還能活著見到「國界」對面的家人嗎？

自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俄羅斯便不斷支持烏克蘭東部親俄勢力的擴張，烏克蘭的親俄示威活動因此迅速蔓延至該國東部頓巴斯地區的盧甘斯克州（Luhansk）和頓內次克州（Donetsk），親俄份子更於同年4月有效控制該地區，並宣布建立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與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

這不僅使烏、俄兩國陷入敵對關係，也使烏東地區的親俄勢力與烏克蘭政府的摩擦直接升級為武裝衝突。

這場被稱作頓巴斯戰爭的武裝衝突，雖然親俄勢力與烏克蘭政府，自2015年在白羅斯首都明斯克（Minsk）已達成停戰協議，但時至今日，兩方零星衝突仍持續上演。據統計，頓巴斯戰爭已奪去了1萬3000人的生命，其中包括3000多名平民，亦造成3萬人傷殘，更有35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其中高達130萬名長者及超過44萬名殘疾人士需要協助。

此外，由於衝突仍在持續，目前約有13萬名國內流離失所者​​無法返回他們位於頓巴斯地區的家園。國際移民組織2019年的一項調查則顯示，缺乏安全住所、收入及就業機會，導致烏克蘭境內的流離失所者在融入社會上產生了重大的阻礙，且就算留在烏東衝突地區，也因工作機會劇減、社區無法重建、基礎設施及醫療資源匱乏使得生活變得更加艱難。

戰火下成長的孩子

烏克蘭政府於2019年簽署了《安全學校宣言》（Safe Schools Declaration），同意在武装衝突期間，每位學童仍能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且不必擔心遭受暴力攻擊或學校淪為軍事用途使用。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同時也羅列了頓巴斯戰爭爆發迄今，對兒童所造成的嚴重傷害，並希望烏克蘭政府軍與烏克蘭俄語地區的親俄勢力皆能找到最適的政治解決方法，結束烏克蘭東部的衝突，其中包含：

1. 衝突迄今至少有172名兒童（年紀最小為一歲女孩）因地雷或其他戰爭遺留爆炸物而傷亡。
2. 單就2019年就發生至少36起的學校遇襲事件，其中一所學校遭到15次的破壞，且截至2019年，已有750多個教育場域遭到破壞、摧毀。
3. 兒童的基本需求也遭受威脅，根據2019年的統計數字，該年於烏克蘭東部的衝突地區便有80次水源設施、衛生基礎設施遭受攻擊之紀錄。
4. 烏克蘭東部長期衝突地區至少造成43萬名兒少產生心理創傷，各界需要協助這些兒童走出創傷。
5. 烏克蘭東部現在已是全球遭受地雷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約有200萬人面臨地雷和其他戰爭遺留爆炸物的傷亡威脅。

現年12歲的安佳（Anja）與她的祖母斯維塔（Sveta），生活在同為烏東衝突區的阿瓦迪夫卡（Avdiivka）郊區。斯維塔回憶起頓巴斯戰爭初期時的慘況表示，她們每天都會看到有士兵哭著從郊區的樹林裡帶來其它陣亡士兵的遺體。

「我們看到坦克在誤入了雷區後爆炸燃燒，當士兵們從坦克裡跳出來、活生生地被火焰吞噬時，年幼的安佳嚇得大哭！」

「任何孩子都不應該看到這樣的場景。」斯維塔補充提及。

當斯維塔問孫女安佳是否還記得戰爭之前的事情，安佳表示她甚至不記得戰爭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對我而言戰爭一直都在。」安佳如此回答。

同樣與家人居住在阿瓦迪夫卡的12歲女孩維羅妮卡（Veronik），在接受瑞士通訊社《新人道主義者》（The New Humanitarian）的訪問時認為，這場戰爭讓衝突區的人民變得負面、消極且暴躁。「以前這些衝突只是大人的事，但現在這裡的孩子也受到影響。」維羅妮卡說道。

維羅妮卡的感受精確反映烏東地區人民的現況，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烏克蘭東部所有需要援助的居民中有60％是婦女和兒少。持續對峙的武裝衝突所帶來的生活困難、經濟衰退和工作機會的缺乏，使年輕人幾乎對未來不抱有任何希望，有些青年甚至在十幾歲的年紀就開始酗酒。

對於許多衝突地區的居民而言，這場戰爭只帶來了殺戮，並讓他們失去了一切。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爸爸，你要回家了嗎？

在戰爭初期，烏克蘭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對親俄勢力入侵的恐懼，讓上萬名烏克蘭人自願前往東部最前線為自己的國家而戰。隸屬烏克蘭政府軍的維塔利（Vitaly）便是其中之一，從2015年加入軍隊迄今，維塔利認為這場衝突並沒有帶來任何改變，每天子彈還是在自己的頭頂嗡嗡作響、碎裂的砲彈在戰線上方幾十公尺的空中劃過，然後猛烈墜落在其身後的田野上，而自己還是待在前線的戰壕裡。

維塔利同樣在接受《新人道主義者》採訪時講述了一段關於他五歲的女兒的故事。

「2015年夏天，我很清楚記得那天是7月20日，我撥通電話給我在醫院準備生產的妻子，告訴她我的手機快沒電了，且在戰壕裡不會供電，因此我將我上級的電話號碼給我的妻子，讓我妻子在生產後還有辦法聯繫到我。」

「結果就在隔日，我看到我的長官一路穿過戰壕跑向我並大喊：『維塔利！電話！你的妻子來電！』我拿起電話，放在耳邊聽到我妻子說，『維塔利，你有一個女兒了！』聽到消息後我開心地跳起來，並把槍扔向空中、越過雷區大叫：『我有女兒了！我女兒出生了！』我就這樣一遍又一遍的大喊，即使是面對與我們為敵的頓涅茨克武裝份子，我都想讓所有人聽到，並告訴他們我有多麼高興。」

然而，在維塔利分享女兒誕生喜悅的背後也道出了無奈，維塔利表示，想到現在的處境，有時就覺得並不是那麼的「高興」，尤其女兒馬上就要六歲了，但他現在仍坐在戰壕裡，一年最多也只能見女兒幾次。

「現在當我打電話回家時，女兒總問我：『爸爸，你什麼時候會回家？』我告訴她：『很快，但我現在很忙！』然後女兒便會回我『我愛你』。」

「我希望我女兒可以理解我的處境，但通常聽到我相同的答覆時，比起回覆『我愛你』，電話那頭傳來更多的是女兒難過的哭聲。」維塔利接著說道。

當疫情成為政治對抗的武器

在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蔓延成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許多專家擔心全球飽受戰爭蹂躪、基礎設施中斷的衝突區域很有可能會成為COVID-19疫情最嚴重的地方，然而在烏克蘭東部的戰區，疫情並未帶來嚴峻威脅。

烏克蘭的部分醫療人員，將這種現象歸因於烏東區域許多地方本身就是低人口密度的半農村地區，且戰爭爆發後頓涅茨克國際機場被毀、鐵路運輸系統中斷、主要聯外道道路遭到封鎖，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等地區幾乎無法與外界聯繫，這也使得烏東地區受病毒影響的風險較小。

儘管病毒傳播本身所造成的衝擊有限，但COVID-19帶來的政治影響，卻對該地區人民的生存權益產生致命的威脅。2020年3月，雖存在傷亡風險，但兩地人民互動仍相當頻繁，民眾通常會直接穿越兩陣營的邊防檢查站，相互來往於由親俄武裝勢力控制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領土以及由烏克蘭政府實際控制的地區。

然而COVID-19疫情在全球升溫後，烏克蘭當局便關閉邊界，限制了兩地居民互相穿越這條「聯絡線」的自由，直到今日，邊界重新開放的可能性仍遙遙無期。

「想像一下，有天早上醒來，妳發現有人將妳住的公寓劃分成兩個不同的區域，妳想要起床盥洗，卻有士兵穿著髒靴坐在妳浴室前的地毯上，妳必須向他出示身份證並解釋為什麼妳需要使用自己的廁所。最慘的是，當這一切發生時，妳的丈夫碰巧被劃分到敵對區域的廚房裡。所以，嚴格來說你們現在是敵人！家庭的聯繫莫名成為亟欲解決的問題。」

來自頓涅茨克、並在邊境關閉前定期往返領地探望家人的伊琳娜・庫茲緬科（Irina Kuzmenko）於2018年向《新人道主義者》記者談及此事時如此描述。

庫茲緬科的比喻並沒有誇大，反而體現了烏東戰區人民的真實寫照。自邊境檢查站關閉以來，數以萬計生活於衝突地區的居民，無法見到檢查站另一端的家人，就算親友急需醫療援助也無法越過邊界提供。

頓巴斯戰爭爆發後沒多久，安娜・蒂托娃（Anna Titova）便搬到了烏克蘭首都基輔，而她年邁的雙親則留在由親俄武裝勢力掌控的頓涅茨克。

2020年年初，蒂托娃的父親中風，隨後她的母親被診斷出罹患腦瘤。因此蒂托娃回到頓涅茨克，為父親安排在地治療，並先行將母親帶往基輔生活，其也打算在父親治療結束後帶他前往基輔。沒想到檢查站隨後便突然關閉，蒂托娃自此便無法再與父親見面，而獨自留在頓涅茨克的父親，則得在沒有親人協助的狀況下面對中風帶來的病痛。

對於蒂托娃而言，是否能再與父親團聚都只能取決於邊境何時能夠重新開放，而這類情況也幾乎發生在每個因檢查站關閉而與親人分離的烏克蘭家庭中。

邊境關閉也對數十萬名年長者的生活造成衝擊，烏克蘭政府過往會要求居住於親俄勢力控制地區的長者，定期穿越邊防檢查哨至烏克蘭「大陸」，領取退休金和醫療用品。然而自邊境封鎖後，上述的發放模式便不復存在，大多數長者就此失去了烏克蘭官方提供的退休金以及醫療援助資源。

目前，進入或離開兩區領地的唯一途徑是入境俄羅斯，然後經由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邊境檢查站返回烏克蘭，然而這樣的旅程平均需要花費30小時、單趟費用高至100美元，且通常只有不合乎法律規定的公司會提供乘車服務，這些大運輸公司所提供的交通工具，也經常因維護不善導致事故頻傳。

雪上加霜的是，烏克蘭政府將上述這種途經俄羅斯再進入烏克蘭「大陸」的入境模式視為非法越境，即使是同為烏克蘭籍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居民，若被逮獲也會遭到起訴、罰款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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