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系統》導讀:魯曼似乎是一位稱職的「魔鬼辯護者」,從二階觀察的角度瓦解主體

《社會系統》導讀:魯曼似乎是一位稱職的「魔鬼辯護者」,從二階觀察的角度瓦解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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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作為社會性質之後,魯曼為社會學帶來新的問題意識:社會以自我指涉的方式維持住溝通的再生產,且,自我指涉總是以區別為前提,因此,社會學的研究便在於理解社會系統如何地演化中創造各種差異,以回應它自己所面對的世界複雜性。

文:魯貴顯(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專任副教授、德國畢勒佛大學社會科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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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略)

重構社會性質之後

在一次訪問中,魯曼稱本書為第一部重要的出版作品,即便他早已出版多部作品及上百篇論文(見附錄的出版年表),並且還將它視為新系列的理論。[1] 系統、行動、溝通、世界、自我指涉、偶連性這些概念早已出現於《社會學啟蒙》(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系列著作中,但如何將它們綜合,彼此關聯,相互指涉,就需要一個不得不的理論決斷,為讀者架好系統理論思考的起手式。在1997年出版的《社會的社會》(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的前言,魯曼給予《社會系統》一個明確的定位:

為了全社會理論,從一開始就想到著作出版應該分為三部份:一是系統理論的導論章節,二是關於全社會系統的闡述,第三部份則是關於全社會中最為重要的功能系統之闡述。這個基礎構想並沒改變,但所涉及的闡述範圍就得多次修正。我在1984年將»導論章節«這一部份寫成書出版,並以《社會系統——一個一般理論的大綱》為名。根本上說,關乎的是將自我指涉性運作方式移到社會系統的理論之中。[2]

至於這樣一個理論如何有生產性,就得回到關於各功能系統的專書以及四卷關於社會語意史的著作。在閱讀功能系統的專書時,讀者很快就會發現,同一個概念,例如媒介概念在討論藝術系統及教育系統的書中有不同的意指,而且也不同於本書所說的象徵性一般化的溝通媒介概念。此書不是一本手冊或概念辭典,無法給出絕對明確的概念定義,因為概念總是在不同的論題中變形著。它作為一本引導性的理論著作,至少已向讀者示範,該如何思考一個自我指涉系統如何從某個媒介之中茁生,如何辨識自我指涉系統的基本單元,時間如何被系統創造出來,結構又如何在每瞬間被維持或瓦解。

另外,新系列的理論也意謂魯曼採取更清楚的研究立場,包括認識論立場。本書最後一章看似與社會學研究沒有太多關係,只是作者將前面章節逐步建構起來的系統運作方式用於反省科學活動。德國二次大戰之後至今,對社會學研究的反省大概是朝向更嚴格、更高層次的(社會)科學理論,藉以規定研究的客觀性、有效性;另一是朝向社會批判,揭露任何社會制度、組織及思想背後的意識形態(法蘭克福學派);最後是朝向所謂的古典社會學理論(例如,韋伯、涂爾幹、齊美爾)。

對於這些作法,魯曼在前言及第十二章表達了不滿,他無法接受科學靠著另一層的權威指導來決定研究的正確性[3],也無法不去反省一個時代究竟是在哪些條件下重新將特定人物當成理論的出發點,當然也無法接受批判者賦予自己不受觀察的優越位置以及判準。他從自我指涉的運作推導出一個認識理論的立場:讓社會學出現在它自己的對象領域之內,並觀察社會學如何被它的研究對象觀察著。同理,任何自稱為科學理論的理論必須認識自我觀察是如何地進行著,如何地被其它理論觀察著。

這本書的名稱,「一個一般理論的大綱」,指出了作者強烈的企圖心。一方面,這本書是系統理論這股思潮之下的作品。系統理論,嚴格說來,並不是一個可以明確指出特定預設、研究方法、實踐立場的理論。也許魯曼及其追隨者的學說在社會學裡被稱為系統理論學派,就像派深思被標上結構功能派,看似有一完整的思想體系,而且,導論書籍、教科書也強化這樣的學派印象。不過,「系統理論學派」的發展並不只是因為理論應用的可觀成果,而較是受惠於各種學科對於系統及相關概念的研究與形塑。

所以,本書於導論提及的典範轉移,是整個系統理論思潮的轉變,甚少涉及當時社會學裡的系統理論,但,這也正是本書對於社會學的貢獻:從系統的自我指涉性運作重新理解社會,並且改寫諸多的社會學概念,例如行動、溝通、社會分化、組織、媒介。但,另一更重要的貢獻則在於此書作為一般的系統理論(allgemeine Systemtheorie),讓所有的學科,無論是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看見(社會)系統如何解決自身的複雜性問題,(社會)系統之間如何相互觀察與描述,如何在演化中創造各種溝通媒介[4]。

另一方面,「社會系統」這個名詞意謂著,系統理論的研究對象必須達及任何具有社會性質者。這也就是理論對自身的普遍性要求(Universalitätsanspruch)。普遍性並非指系統理論具有普遍有效性,或具有普遍真理的地位,相反地,它力求理論不受限於任何分類(鉅觀或微觀、個體或整體)、學派(解釋或詮釋、現象或本質)、文化(在地或全球)的既定前提,並最終能反思自己在社會之中的可能性條件。

如此徹底的理論自我要求可能與德國二戰之後的社會學發展趨勢有關。當時,不論是為了重建社會秩序,或是為了瞭解德國的社會轉變以及隨後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家庭、移民、教育等),經驗研究是優先的取向。除了與社會重建相關的議題,如家庭、青年、社會階層的議題之外,在七○及八○年代,各特定領域的社會學研究先後出現,如工業、傳播、文化、都市、組織、團體、人口老化等等,當然,知識社會學這個老牌的論題也在其中。

戰後德國的社會學內部即便在意識形態上立場各持己見,但基本上都相信,經驗研究,特別是實證取向的研究,始終是最為重要的工作。只有這樣的研究策略才能讓德國的社會學儘快取得獨立且專業的地位[5]。但也因此,社會性質(Soziales)、全社會,這些使社會學擁有研究正當性的對象領域愈來愈失去重要地位。

哈伯瑪斯與魯曼的大理論代表著七○年代之後的理論成就,兩人都將溝通捧為社會學理論的重要概念,重新激起學界對於社會性質以及全社會的興趣。前者以溝通行動(kommunikatives Handeln)提出社會批判並作為社會整合的解方,後者則以溝通作為社會自我生產的元素[6]。溝通在系統理論之中不再帶有倫理或目的色彩,而只是作為區別,作為事件。這也是一項將社會學理論去本質化的嘗試,將系統、行動、關係、結構、分化、媒介等概念重新改寫為一組組的區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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