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的像瘋子,看戲的是傻子:公投辯論娛樂化,淪為收割媒體聲量的競技場

台上的像瘋子,看戲的是傻子:公投辯論娛樂化,淪為收割媒體聲量的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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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從影像問世以來,理性的辯論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以這次台灣「2021年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而言,個人曝光、政黨攻訐以及政治目的充斥著辯論會現場,為了緊抓著媒體目光、可以上演各種戲碼。

最近公投議題火熱,但是您知道世界上首次正式的電視政策辯論是什麼時候嗎?歷史公認為196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由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對戰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辯論最後由甘迺迪取得上風,並進一步逆轉了選舉形勢,當選美國第35任總統。

不過要追溯辯論的話,那就不能不提到美國先賢林肯(Abraham Lincoln)對戰道格拉斯(Stephan Arnold Douglas)的歷史,當時辯論是一種富有教育意義的倡議、呼籲活動。

電視辯論改變了全世界的政治樣貌

1960年美國CBS芝加哥的地方電視台,展開美國有史以來第一總統辯論,經過三大美國電視網聯播,吸引了6600萬觀眾收看,最終年輕的甘迺迪以健康的形象,成功地扭轉劣勢,將略顯老態、服裝灰暗的副總統尼克森擊敗。

此後,電視辯論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心中的心魔。直到1976年才又恢復電視辯論,並且在1987年成立了民間非營利性、公正的總統大選辯論委員(CPD),專責辦理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辯論。

不過要單就「辯論」的歷史而言,文獻記載最早且著名辯論場出現在1858年,由著名的林肯(Abraham Lincoln)對戰道格拉斯(Stephan Arnold Douglas),兩人於美國伊利諾州(State of Illinois)交鋒,雙方以一小時論述、半小時答辯的方式進行。

根據著名的社會學者波茲曼(Neil Postman)研究指出1858年那場辯論遠遠不及兩人習慣的辯論時長。據文獻顯示,1854年開頭論述時間是以三個小時為基準,並再由對方答辯一小時,這也意味整場辯論會將長達八小時。

由於辯論開場都由下午進行,當第一位辯論者結束且對戰方亦答辯完後,會請民眾先回家吃個晚餐、散個步,再回來現場聽另一方的政策論述。波茲曼在書中寫道:「那群聽眾認為參與這種事情是重要的政治教育,覺得聽演講是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既然當時聽眾認為辯論是政治教育,也代表無論是哪一個議題的正、反雙方,所能表述出來的話,都有某一種實質的意義、價值觀甚至是信念。

波茲曼強調1854年當時的道格拉斯向林肯精闢地提出了七點質疑,問題涉及法律判決、民主黨人對時政不滿、廢黑奴政綱還有林肯發表的「分裂之家」(The House Divided Speech)演說;而林肯則以反諷、悖論以及精妙地隱喻,揭發對手矛盾的論據。

如果有人會認為當時的氣氛一定非常枯燥,那就大錯特錯了。當時的辯論是在類似「狂歡節」的氣氛中進行,現場甚至還有樂隊演奏(當然論述時會停下)、攤販、兒童嬉戲甚至還有烈酒可買。

最重要的是,在如此氣氛下所誕生的思想,並非一昧地挖苦、攻擊反方,而是奠定了美國後世對於民主的基礎。波茲曼對此描述:「這些人(包含聽眾)是美國版的啟蒙運動世代孫兒、孫女,」他進一步說,他們是富蘭克林、傑弗遜和潘恩這群創建現代美國先輩,同時也是美國文學極為興盛時期。

不過,這樣的情況卻在電視被發明後發生了變化。

公投辯論娛樂化,成為收割媒體聲量的競技場

電視媒體內容始終都有新鮮的東西可以觀賞,多元的題材供觀眾選擇,內容多半滿足了情感上的需求,除了畫面光彩奪目外,連廣告的音樂也極振奮人心,換句話說影像全心全意為觀眾提供娛樂。

波茲曼直白地描述:「它(電視)目的不在教育、反省或淨化人心,反時是娛樂用途」。當然並不是說,電視所有的內容都毫無參考價值,而是這些夠獵奇、吸睛的內容,排擠了真正有意義的內容。

或許有人會產生疑問?電視早就已經被年輕人視為上一代的媒體產物,甚至連臉書(Facebook)都顯得有點落伍了,為什麼還要討論呢。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馮建三曾對此解釋,這個現象,已從電視延伸到了社群媒體上,隨智慧型手機普及,觀眾觀看的時間反而越來越長,這種「娛樂化效應」,相較於過去涉及更廣泛、影響力更劇烈。

自從影像問世以來,理性的辯論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以這次台灣「2021年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而言,個人曝光、政黨攻訐以及政治目的充斥著辯論會現場,為了緊抓著媒體目光、可以上演各種戲碼。

在本次的公投案中,除了少部分的專業人士能就其立場、價值進行有系統的論述外,更多的是以各種道具、姿勢還有各種經典台詞博取媒體版面:拿手板擷取反方過去的言行大肆嘲諷;有些則是拿告訴狀進行恐嚇;甚至還有花了一大半時間唱歌

台上辯論的是瘋子,看戲則為傻子。公共政策的辯論,淪為爭奇鬥豔的競技場,各大媒體紛找出夠瘋、具話題的場次大書特書,導致需要被討論的議題遭排擠淪為配角,社群上充斥著二元極端的謾罵。

「電視新聞、反交流、精神分裂(思覺失調)、歌舞雜耍⋯⋯民眾已經對漫無條理見怪不怪,娛樂得麻木不仁⋯⋯」馮建三於2003年精準地引述波茲曼的話,指涉台灣的當時情況,十多年過去,情況未見改善,反而日益惡化。

每一項公投議題,牽涉一個國家的價值、龐大財政甚至關乎下一代命運的走向,而每項議題涵蓋極廣、涉及知識層面至深,若以這樣的角度端視,公投辯論應具有某種倡導、呼籲的意義;如今此些議題卻成為特定人士坐擁龐大的媒體資源,進行說學逗唱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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