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臍帶》:那些日本人在新加坡的聚落,和赴南洋「下海」貼補家用的「唐行小姐」

《歷史的臍帶》:那些日本人在新加坡的聚落,和赴南洋「下海」貼補家用的「唐行小姐」
山本音吉(Otokichi Yamamoto)之墓。Photo Credit: Aldwinteo (Aldwin Teo) CC BY SA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些從日本南來的妓女被稱為「karayuki-san」(中譯為「唐行小姐」)。她們的出現標誌了日本社群在東南亞生活的重要起點,也是這時期日本外匯的來源之一。娼妓生意在東南亞的興盛也連帶吸引了貿易商、商店老闆、醫生、錢莊老闆前來拓展商機以支撐日本的海外經濟發展

文:賴啟健

二戰後,在新加坡定居的日本人口在新加坡人口構成數據中通常被歸類為「其他」,或是屬不被統計在主要組別中的外來類別,更不曾自成一類。一部分是因為日本人在二戰時的東南亞占領者角色,一部分也是因為多數不屬軍隊的日本人在戰後已經被遣返回日本。在新加坡成為一個新的東南亞國家之前,在小坡生活的日本人聚落,以及他們在戰前新加坡時期的貿易貢獻和生活面貌的紀錄,都被掩蓋或移除,以改進新加坡在遭受「替代的」亞洲殖民者慘烈統治後的復甦進程。

在現代的新加坡出版物和通俗文學中,都還殘留一些戰前日本社群和他們曾經存在過這個空間,以及他們如何像其他較遲抵埠新加坡的華人社群一樣,在英國企業中貢獻新加坡社會和經濟的證明及跡象。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針對兩組影響新加坡顯著的日本群體之間的差別,以及早期移民之間的跨種族互動,做了這樣的描述:

「同一天的晚些時候,一名日本士官和幾名兵士來到屋裡。他們把屋子前前後後檢查了一遍,發現只有我和長古兩人,就認定了這裡適合用作臨時軍營。這時候是噩夢的開始。我以前曾經在百勝路(又作勿拉士峇沙路)看過牙醫,他們的衛生水準及整齊程度真是到了一塵不染、一絲不苟的境界,密駝路上的十仙店(ten-cent store,類似日本百元店)裡頭的日裔服務員也是永遠那麼乾淨、整齊;但是,我卻對日本士兵身上惡臭的未洗軍服和體味猝不及防。」

儘管有記載顯示早在17和18世紀就有日本商船到馬六甲港口和其他東南亞貿易港口做生意,但是根據新加坡日本社群的紀錄,第一個定居在新加坡的日本人是1862年入境的山本音吉(Otokichi Yamamoto),他於1867年在新加坡逝世。1864年,宇田松田(Uta Matsuda)來到新加坡,和她的華人丈夫一起經營一家雜貨店,隨後她的阿姨安(Yasu)也來新加坡賣起香蕉。隨著1879年日本貿易領事館的成立、1884年日制人力車的引進及大型日本企業新加坡分部的開設,到19世紀末時新加坡的日裔居民數量已經大幅增加。到了大正末期或20世紀初期時,日裔移民已經遍布東南亞甚至南亞各地:新加坡和馬來亞有6950人,馬尼拉4112人,曼谷239人,巴達維亞2446人,泗水1749人,仰光282人,孟買4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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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ldwinteo (Aldwin Teo) CC BY SA 30
山本音吉(Otokichi Yamamoto)之墓

日本聚落規模發展之所以顯著,與日本妓院在新加坡河東部的開設緊密相關。1868年還沒有任何日本妓院的蹤跡,但世紀之交時,分布在海南街、馬拉巴街、馬來街和武吉斯街的日本妓院開始取代先後由馬來人、華人和歐洲人在甘榜格南(Kampong Glam)經營的妓院。不像牛車水的華人妓院只為華人服務,內部還分出不同的水準檔次;日本妓院來者是客,並不計較顧客的種族背景,只是也同樣劃出「高級和次級」的水準分級。

這些從日本南來的妓女被稱為「karayuki-san」(中譯為「唐行小姐」)。她們的出現標誌了日本社群在東南亞生活的重要起點,也是這時期日本外匯的來源之一。娼妓生意在東南亞的興盛也連帶吸引了貿易商、商店老闆、醫生、錢莊老闆前來拓展商機以支撐日本的海外經濟發展,因為當時的日本雖然已經是個工業國,卻還不足以在西方占有一席之地。

1920年,娼妓行業被禁後,餘下的這些行業繼續在原本的妓院區擴張,並繼續維持這個聚落的存在,更陸續有了自己的報紙(《南洋新報》,1908年創刊)、墳場(1911年開闢)、學校(1912年創校)、俱樂部(1917年創立)。到1926年的時候,新加坡的日本聚落已經擴大到占據布連拾街(Prinsep Street)、梧槽路(Rochore Road)、橋北路和密駝路相連內的範圍,就在海南聚落的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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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Wikipedia
在法屬殖民時期西貢的「唐行小姐」

日本妓女把這個位於馬來街的妓院區稱為「suteresu」(大街之意),是英文「street」的諧音,這裡同時也是她們的住所和妓院的所在。馬來街是連接蘇菲亞山區到海邊的密駝路(日本人稱為Chuo Dori,意為中央通道)的下一條平行街道。而這時候,「suteresu」這個詞開始和當時的人們對這個地區的俗稱產生交集,並與另一個被認為是「日本人的」地方——位於新加坡河河口和哥烈碼頭一帶、日本航運公司辦事處和代理機構林立的「gudangu」(英文godown的諧音)區別開。和海南人一樣,日本人也自行使用一套取代英文官方街名的日文街名,但是和海南人不一樣的是,沒有一個日文街名被英殖民政府正式沿用,來認可這個社群的存在。

不管是妓院還是商店,日本人都入住這個聚落所在街道的店屋裡,也把店屋的內部構造按自己的需求進行改造。而這些改動和空間用途的轉換,再一次展示了不同族群在店屋這個隨處可見的殖民建築中,對於空間便利性和變動性的巧思。詹姆斯.華倫(James Warren)1993年的著作《阿駒與唐行小姐:新加坡1870年至1940年間的娼妓行業》(Ah Ku and Karayuki-san: 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記載了對suteresu的描述,早在1910年就有一位不知名的日本記者這樣描述馬來街上的店屋:

「九點左右,我去聲名狼藉的馬來街逛了逛。那裡的建築都是外牆漆成藍色的西式建築,陽台下掛著紅色的煤氣燈,燈上寫著諸如一、二、三的號碼,柳條椅一張張排列在燈下。上百個年輕的日本女郎坐在柳條椅上,向路過行人呼喚談笑……她們的身上都穿著色彩搶眼的浴衣。」

這些店屋的樓上被分隔出一個個房間或隔間,可是和唐人街上的華人妓院不同的是,每間日本妓院裡所容納的妓女人數較少,所以隔間比較寬敞,平均有六個榻榻米那麼大。由此一來,店屋構造一貫的用途被顛倒了,樓上用來做生意,底樓則是宿舍、等候區或辦公室。每一層樓都有一個簡單的公共浴室,廚房則在店屋後方。華倫也記述了妓院會鑿開通往樓下或隔壁妓院的通道,以便讓妓女們可以在官員突然上門檢查時迅速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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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ldwinteo (Aldwin Teo) CC BY SA 30
新加坡的日軍墓地還安放著二戰期間日本南方軍司令長寺内壽一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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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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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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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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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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