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國恩:新疆機密文件的揭露,讓國際更有理由以「種族滅絕」看待習近平

【專訪】鄭國恩:新疆機密文件的揭露,讓國際更有理由以「種族滅絕」看待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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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新疆專家鄭國恩29日發布他對新的新疆機密文件的分析。他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表示,這份文件證實中國高層與其新疆政策間的關聯,也為中國在新疆迫害維吾爾人一事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文:William Yang
受訪對象:鄭國恩(Adrian Zenz,華盛頓人權組織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的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

  • 德國之聲:最新洩露的新疆機密文件的重要性為何?

鄭國恩:首先,這份文件證實了習近平講話的內容,和隨後中國政府在新疆執行的政策之間的關聯。對於長期關注中國政府新疆論述演變,與中國政府在新疆執行的政策的專家來說,這份機密文件所凸顯出來的關聯,是重大發現。

重要的是,習近平在講話中為再教育營跟拘留所埋下了伏筆,而他也不斷推廣讓維吾爾人去工廠就業與推動人口均等化等概念。表面上看來,這些講話內容或許相對無害,但若將習近平講話的內容與新疆政府的政策文件做比對,你會發現兩者間的關聯背後有著更大的含義。

  • 德國之聲:新的機密文件是否證明,中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正在為國際社會過去幾年在新疆目睹的政策提供指示?

鄭國恩:過去幾年,新疆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了重要的政策轉變。例如,在2014年底,新疆開始建造再教育營的相關設施。到了2015年初,新疆展開再教育營的相關立法工作,內容談到在兩年內,也就是從2015年4月到2017年3月,制定相關法律框架,使所謂職業教育中心的法外拘留合法化。

在2014年底,新疆當地也推動一些發展,讓勞動力轉移的範圍更加廣泛,相關趨勢的發展在2015年與2016年也越來越快。這個演變的過程非常清楚,而習近平的講話內容可以直接與這個發展過程做連結。

習近平並沒有把他的講話內容當作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把這些內容作為指令。習近平與新疆政策之間的關聯在很多情況下是非常直接的——雖然對非專家的普通人來說,他們可能會錯過這些連結。

在這之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在2016年10月發表了一個最高機密的講話,內容主要供官員作學習。如果你看得更仔細一點,便會意識到這些學習的頻率有多密集,而中國政府又是多強硬地要求官員要學習相關內容。據說要求官員學習這些講話內容,是為了「指導」他們來年的工作。他們有定期的研討會,而且在研討會中政府也加強了學習的強度。

從中國政府自2016年開始要求官員學習高層講話的內容可以看出,中國中央政府對其在新疆不斷演變的暴行有什麼樣的影響。機密文件提供的新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在新疆所推動的各種迫害,從拘禁、親子分離,到勞動轉移和防止生育,都與中央政府有關。這些迫害是由北京批准的,也是由北京授權的。

  • 德國之聲:在機密文件揭露中國高層與新疆政策的關聯後,您認為國際社會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鄭國恩:國際社會已經擁有很多證據,但他們沒有採取行動。我們現在有更有力的證據證明這些政策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下令的,目的是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習近平標誌性的「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劃。

如果你看一下國際社會認定何為大規模暴行的基準,比如說,它們如何認定何為種族滅絕,那這些新的證據應該能支持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採取相關行動。通常他們在認定特定行為是否符合大規模暴行時,會檢視一些行為者的意圖。

所以當他們認知到習近平的講話內容,與不少新疆的政策有直接連結時,我認為這讓他們更有理由去認定中國政府高層講話,是否符合種族滅絕或反人類罪的定義。

此外,我認為這批機密文件也會促使一些國家去履行身為《防止和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簽署國的相關義務。他們有義務防止種族滅絕的發生。如果他們確定新疆存在種族滅絕的風險,他們需要開始行動,因為此風險已變得更加強烈。除了促使各國履行義務外,這份機密文件也強化了現存的相關證據。它可以為所有現有證據,例如證人、現有文件到現有的機密文件,提供一個有力的基礎。

  • 德國之聲:從習近平的講話中,你認為中國政府在新疆執行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基於北京與反恐相關的論述?

鄭國恩:習近平和其他領導人在為這些政策辯護時所用的言辭完全與反恐相關。在其中一個聲明中,習近平說,雖然恐怖主義可能是外部因素所致,但(恐怖主義)的肥沃土壤在中國國內。這意味著他認為外部的極端主義是透過中國國內環境進行傳播的。

這是對現實的誤解,因為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失敗的中國政策和失敗的中國行動所造成的。維吾爾人正在使用一些宗教語言來重新表達他們的民族身份。即便有一些激進的行為,但這些行為也是國內因素所致。如果沒有國內條件,它就不會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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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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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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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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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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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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