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10（近代政治思想與行動專號）》：元至清的歷史，確定了「擴大的中國」性質與範圍

文：吳啟訥（紐約市立大學博士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近現代中國族群政治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歷史近代轉型議題上）

「多元一體」和「中華民族」的殊途與同歸

（前略）

五、「擴大的中國」的性質、範圍

元代之前，東亞和與之鄰接的內亞區域，在很長的時段內生活在想像中的一個或若干個「天下」體系內，這些體系在空間上大致重疊：「中國」王朝在虛擬的空間體系內影響「藩籬」；藏傳佛教也在「中國」建立覆蓋性的空間體系，或可謂擁有密切連結的「多元、多體」現象。鄰居間互有密切來往，但仍生活在各自的體制下，體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元、清由鄰居變為主人後，立場發生根本變化，承繼了「原主人」的財產，與自身帶來的財產合併，不再遵行「華」、「夷」二分的「多元、多體」模式，而轉為大家庭式的「多元一體」。大家庭的成員之間有各自的利益，但也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明、清繼承了元代「多元」但「一體」的政治設計，讓這種利益相關模式延續到清朝後期、清末「新政」時期，乃至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當然，這一模式內部各因素間的妥協、合作、利益相關的特徵，有礙於它與西歐的民族國家模式接軌。清代前期邊疆與族群政策的成功，使得它陶醉於政治成就之中，放棄了對邊疆的軍事壓力。到清代後期，邊疆受到來自歐洲在軍事型態方面的新型擴張的威脅，不斷失利的戰爭，逐漸為「擴大的中國」劃定現代邊界，並使得擁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進一步獲得共同的歷史經驗。

部分菁英產生了模仿西歐模式，建構包含「擴大的中國」的現代邊界以內，不分語言、血緣的全體人民在內的「國族」——「中華民族」——的意識。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共同的利益和不斷累積的共同歷史經驗，確立了將各族群推向「國族」整合——「中華民族」建構的方向。

共同利益下的「多元一體」模式，使得20世紀初的中國嘗試轉換到民族國家軌道，但在技術上尚未整合到同一個「國族」的各族群，也有不加入新的「中華民族」民族國家的可能。不過，內蒙古的蒙古人、藏語區的藏人、新疆的突厥語穆斯林等，最終都沒有建立「自身的」民族國家，而是仍然整合到被定義為民族國家的新的中國體制內。

從歷史的角度尋找原因，自然發現蒙古人、藏人、突厥語穆斯林，從元代開始便將自身定位為「擴大的中國」體制下的第二級，而其中並無不平等的意味。因為他們根本不生活在18世紀以後西歐民族國家的體制內，沒有義務去理解或遵行那個表面平等，實質上由強權控制的體制的規則。而延續「多元一體」這個在外觀上有層級差異，實質上卻享有平等、自治的體制，對於清朝時期居住在中國境內的非漢族群而言，無疑是理智的選擇。

與此相較，在大約與清同期的羅曼諾夫王朝，俄羅斯人與非俄羅斯人相處的歷史遠較元代以來中國內部漢人與非漢人之間相處的歷史為短，因而尚未發展出擁有較多共同利益（雙贏）的相處模式。建立在俄羅斯帝國基礎之上的蘇聯，最終也未能完成「蘇聯人民」的建構。

從這個角度看，族群政治型態的流變，折射出中國自身萌生近代性的過程。現代中國與元、明、清三個政治體（不同於秦、漢、隋、唐）之間明顯的相似，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在族群政治架構設計原理的傳承之上。現代中國當然不再是傳統國家，也不是西方學術定義下的「帝國」或單一民族國家。它在法律上是單一制國家，但在現實政治中，卻有不少「聯邦」的色彩，一部分原因，即在於此。

越南、日本、朝鮮等國歷史的近代轉型，也曾被主流學界視為西方刺激的結果，但從研究中國歷史轉型的經驗看，中國周邊國家歷史的轉型，也有諸多遭到低估或忽略的因素。這種轉型，尚未得到西方歷史學界和中文歷史學界的充分關注與研究。

觀察包括中國在內，亞洲國家的歷史轉型，為我們理解人群邊界、歷史分期的議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機會。越是從全球史，而非傳統國家史、世界史的角度觀看中國的族群政治史，越能夠發現王朝中國範圍內族群之間的聯結與互動，以及這種互動在西歐以外的普遍意義，擺脫民族主義主導的國家史視角的重大限制。元朝以來中國族群政治型態的流變，是從廣泛接納少數群體和「外來者」發端，在各群體間營造互聯、互動的架構，其間充滿「中間」狀態和「過渡」狀態，這些現象與民族主義的價值觀大異其趣。

全球史的視角，也打破了傳統國家史、世界史中歷史分期的確定性。蒙元與南宋在看待「中國」的內容時，即出現明顯的斷裂，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與此前經典模式的斷裂和近代模式的萌生，發現此後的歷史運作的一些新的規律。與此類似，中華民國與清朝之間的差異並不像之前描述的那樣「顯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民國、清朝、明朝乃至元朝之間的差異也不像民族主義主導的國家史所描述的那樣大。「中華民族」的古代基礎，甚至奠基於既不「中」又不「華」的蒙元。當然，現代中國不是西歐式民族國家的簡單複製品，也不是元、明、清的簡單複製品。

由元至清的歷史，確定了「擴大的中國」的性質與範圍，成為現代中國領土、人民和國家形態的基礎。直到元、明、清三個時期，「中國」才在技術上確定了它擴展的極限，並由此限定了「天下」秩序的想像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