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4:陸海的交會》:越南與朝鮮反抗夷狄清朝,衍生出自身才是中華文化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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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仇英,《職貢圖》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卷描繪自十四世紀元末至清朝興起的十七世紀為止,三百年間明朝興亡的歷史。明代體制從初年建立,到出現鬆動,乃至崩壞的過程,並非只是單一王朝興衰,更是凝聚了宋代以降各類課題的時代興亡。

文:檀上寬

第六章 從明到清

三、混沌的歸結

南明的抵抗

為了對抗清朝以北京為中心而擴大支配中華,明朝在南方接連成立流亡政權,統稱為「南明」。例如福王常洵之子由崧在明朝副都南京建立福王(弘光帝)政權,但因帶入前朝以來的東林、非東林對立,又遭到清軍攻擊,不滿一年便告崩解。其他如紹興(浙江省)的魯王政權、福州(福建省)的唐王(隆武帝)政權也大概都是建立一年左右便滅亡。南明政權中,只有建立於慶肇(廣東省)的桂王(永曆帝)政權在西南地區保持勢力。不過,一六六一年(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逃到緬甸的永曆帝亦遭清軍逮捕、處刑。

歸順明朝的海上勢力鄭芝龍,在福王過世後,仍與兒子鄭成功一同積極支持唐王政權。但是,一六四六年(隆武二年)唐王敗亡,鄭芝龍亦投靠清朝,鄭成功則侍奉永曆帝,繼續「反清復明」活動。在此期間,鄭成功向周邊諸國尋求軍事、經濟援助,也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母親的祖國日本,此即所謂的「日本乞師」。然而,當時的日本已經進入鎖國體制,江戶幕府對於派兵海外持慎重態度,最後他並未如願。

鄭成功不只向周邊國家求助,也嘗試接觸遙遠的西歐各國。永曆政權中,包括王皇太后在內的許多人是基督教受洗者,他們透過澳門的傳教士,將王皇太后(教名為海倫娜Helena)的書信送至梵諦岡、請求教廷支援。使者於永曆四年(一六五○年)出發,直到永曆十三年才帶回教宗回信。此時,王皇太后早已過世,永曆政權也正處於逃往緬甸、滅亡之前。雖然南明向梵諦岡請求支援只是最後掙扎,不過,包括日本乞師等向海外求援一事,可說是證明了當時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心理、物理距離比想像中還近。

其後,鄭成功趕走在台灣的荷蘭人勢力,以台南為根據地,祖孫三代都持續著抵抗運動。約二十年後的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其孫鄭克塽向清投降。至此,清朝完成了支配中國。鄭氏政權崩解象徵南明抵抗的終結,同時也意味著十六世紀後期倭寇出現以來的自律海洋世界之消滅。取代明朝的清朝,重新建構以海禁為基礎的管理貿易體制,展露出大陸國家的新面貌。自此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積極在海洋活動的強大海上勢力。

明朝的流亡政權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明朝遺臣的選擇

即便明末混亂不已,明朝的滅亡仍然為官僚、知識分子帶來莫大衝擊。一次是李自成領導的賊軍致使國家失去皇帝(天子),另一次則是滿洲族清朝這樣的夷狄奪走中華土地,這都使得他們陷入茫然自失。短短的數個月期間,明朝遺臣兩度經歷了王朝更迭,在前途未卜的不安定極限狀況下,必須賭上性命決定自身前途。

明朝滅亡之際,官僚、知識分子大致有四種行動模式。一、與國家同生共死的殉國;二、對新王朝(大順或大清)徹底抗戰,支持南明政權的積極抵抗;三、不參與抗戰亦不協助新王朝的消極抵抗;四、或自主或被迫向新王朝投降、任官。當然,這四種模式並非界線分明,抗戰者之中也有積極程度差異,也有人在抗戰途中歸順新王朝、任官。反過來說,也有一度在新王朝任官,其後又反叛敵對者。

選擇投降或抵抗(殉死),並不只在北京淪陷之際,每當南明政權傾覆,這樣的抉擇也一再在南方上演。綜合來看,多數人選擇投降、任官,其中一大半是為了保全自家,但也有人心懷救世思想而協助清朝。清朝一方為了統治中華,亦需要他們的知識和經驗,故而熱心拉攏其進入新政權。明清交替之際,這些人發揮了連接兩個王朝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們也因為侍奉兩個王朝而汙辱臣節,時常感受到「貳臣」的內疚。

不同於貳臣,遺臣(遺老)出於對清朝的民族式反抗與對明朝的忠誠,而堅持拒絕任官。比起協助清朝,他們更希望在清之後的後王(聖王)治世中實現自身理想。為了協助後王治世,這些遺臣們探究王朝滅亡原因,拚命摸索改善體制的策略或改革方案,因而出現不少象徵時代的經世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即是獲稱清初三大儒的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黃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年)、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他們和東林派主導者一樣是江南出身的南人,可說是潛浮於當地的經世思想潮流隨著明朝滅亡而一口氣噴發、奔流於地表。

明末經世論的系譜

這些人雖被統稱為明朝遺臣,不過,明朝遺臣的「明」指的還是中華文明本身。王夫之認為夷狄滿洲奪走了此一文明,特別強調「華夷之別」。他的民族思想,清楚地反映於關於王統的討論中。「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黃書.原極.第一》)。

整體而言,明末東林派的改革思想經由獲稱「小東林」的復社等文社(以科舉為目標的民間文人團體)流傳,而為遺臣所繼承。遺臣繼承相關思想之際,新加入華夷思想,使他們對改革的意願特別強烈。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是反抗魏忠賢而死於獄中的「東林七君子」之一,他自己也參與復社政治活動,並著作《明夷待訪錄》,象徵在暗夜之中期待聖王出現。黃宗羲在書中提議復活宰相制度、學校議會化、改革科舉制度等,並主張透過以上改革制衡皇帝的獨裁。他也激烈批判只顧己身「大私」而不顧萬民利害的君主,是違反了設置君主之原意。

同樣出身復社的顧炎武,認為亡國不過是王朝興替,然而亡天下卻意味著以仁義道德為基礎的中華文化消滅,匹夫(庶民)也有責任。負責匹夫生活保障的郡縣地方長官,只顧迎合中央(皇帝)心意,卻不關心民生,結果招致民眾反叛。故而,地方長官應由當地出身者擔任、採取終身制及世襲制。地方長官若如周朝封建制度一般領有地方,則會產生對土地、民眾的眷戀,將使民生豐富、國勢強固,也就是「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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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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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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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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