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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5:中國的形成》: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不再是過去清朝的多元共存了

《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5:中國的形成》: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不再是過去清朝的多元共存了
民初「五族共和」的宣傳畫,這個理念在後來被建構出的「中華民族」取代|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卷自十七世紀的東亞世界出發,當時多元勢力並存,直到清朝「盛世」崛起,才收拾了原本的混亂與殘局,並在十八世紀綻放多元共存的文化。直到十九世紀,清朝被西方與日本的衝擊所撼動,面臨崩解的命運,而在二十世紀的一片混沌之中,誕生了現代的「中國」。

文:岡本隆司

第五章 中國

二、民國

西藏

焦點在西藏與蒙古,也就是藏傳佛教的世界。這個地區在十九世紀結束之前,外界都沒有沾手。而這意味了清朝的統治相對來說還算順利,也代表清朝政權傾力建立了一套秩序。

在康熙皇帝之後,透過與準噶爾的殊死戰,爭奪蒙古的霸權,清朝認識到壓制住西藏與藏傳佛教的重要性。尤其乾隆皇帝透過長期的治世,一邊尊崇保護著藏傳佛教,同時也對達賴喇嘛穩固了大施主以及轉輪聖王的地位。

看在西藏佛教徒眼裡,很有可能會被視為外來征服者的清朝皇帝,就這麼被認可為「傳播佛教拯救眾生」之人。其中乾隆皇帝更是被稱為「菩薩王」,其治世稱得上是建立了一統滿、藏、蒙的藏傳佛教世界,完成了此地的統治秩序。

儘管十九世紀滿清在漢人的統治蒙上了一層陰影,但西藏卻沒有發生什麼太大的問題。不過南方的喜馬拉雅各國卻不斷地產生紛爭。在前面提過的「十全武功」其一,就是廓爾喀族與尼泊爾的紛爭,另外還有不丹、錫金等更小的國家,也不斷地出現動亂。

儘管紛爭的數量很多,但其實規模都不足掛齒,唯獨與南面相鄰的印度之間的關係是個問題。尤其是十九世紀後半過後,英國進入印度殖民,開始介入喜馬拉雅各國,並希望能與西藏有交通與貿易的往來,但達賴喇嘛政權都以滿清為擋箭牌,貫徹了拒絕的姿態。

然而在日俄戰爭之後,英國對俄羅斯南下的恐懼,就帶來了重大的轉機。為了保衛印度、防止俄國入侵,就必須要與位居中間的西藏建立緊密的關係。做出這番判斷的印度政府機關,斷然遠征拉薩,並直接與達賴喇嘛政權進行交涉,最終在一九○四年簽訂了拉薩條約。西藏在同意清朝「宗主權」的基礎之上,自行「直接」決定了與英國之間的關係,達成協議。

北京政府對於這樣的過程感到震驚,因為這時滿清已開始對「領土主權」有所意識。西藏「直接」與英國交涉,等同於在訴說著清朝政權在此地並不擁有「主權」。換句話說,西藏不再是滿清的「領土」,而這違反了「中國」的統一。

清朝政權透過此一危機感,很快地自覺到對西藏的「主權」。因此捨棄了在西藏當地委任給達賴喇嘛政教合一管理的「因俗而治」,匆匆忙忙地開始轉而統治「領土」。

這裡的「領土」統治,和設立了漢人各省是相同的體制。由於東鄰四川省,因此西藏東側不斷有漢人移居,拉薩則有新任的漢人大臣進駐,在軍事與政治層面都強化了滿清的統治。過去相當被尊重的西藏佛教世界的傳統,已不再被滿清放在眼裡。

到了一九一○年二月,清軍為了強化統治,從四川進攻西藏占領了拉薩。滿清企圖以拉薩為中心設置「西藏省」,並在東部西藏設「西康省」,達賴喇嘛十三世(一八七六─一九三三年)為了逃難而遠走印度。然而在隔年十月十日,發起了辛亥革命,清朝在四川省的權力遭到瓦解,駐西藏的清軍被驅離。達賴喇嘛得以回到拉薩,西藏在實質上達成了獨立。

蒙古

對清朝而言,蒙古的重要性與西藏不分上下。若要將廣大的蒙古做個大致上的區分,那麼就是與清朝皇室有姻親關係、幾乎已經統一、位居戈壁沙漠南方的「內蒙古」,以及戈壁沙漠以北、主從關係更為鬆散的「外蒙古」。這兩者都是漢語,因此跨越時代來看,這樣的稱呼並不一定是精確的區分方式,但卻持續到了現代,是個很簡而易懂的概念,因此本書就權宜地概括性使用這個詞來進行論述。

前面已經提過,藏傳佛教世界中有一部分是「外蒙古」,因此清朝對此地,以保護西藏佛教的「菩薩王」也就是「博克多汗」(神聖的大汗)進行統治。在悠久的歷史當中,儘管蒙古的游牧民族社會也無可避免地產生一些變化,但此地與西藏相同,實現了相對較穩定的統治體制。經過了動盪的十九世紀,卻不見較為顯著的紛擾或動亂。

然而進入二十世紀後,清朝這股「新政」的浪潮無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蒙古。清朝政權從來沒有輕視過蒙古,但由於漢人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轉換,使得重視的意涵也產生了改變。不僅增加了駐留軍,也限制了對貴族與僧侶的優待,廢除對漢人活動的限制,這些政策都開始在「內」、「外」蒙古實行。

與清室已一體化的「內蒙古」,對於這樣的變化抵抗相當微弱,但對於隔著遙遠距離的外蒙古而言,就不是如此了。眼見與長城相鄰的「內蒙古」增加了大量移居而來的漢人,而蒙古人游牧的土地逐漸減少,自然會感到不安。

一九一○年,三多受到北京政府的命令,以大臣的身分前往庫倫(今天的烏蘭巴托),並試圖強硬推行「新政」。三多不僅是蒙古的旗人,也是出生於杭州、通過科舉的人物,因此倒不如說他更接近同年代的漢人知識分子。他和當時的漢人、滿洲人的重要人物相同,對於透過「新政」達成「領土主權」統一的概念,以及將此概念套用在蒙古之上,絲毫沒有感到任何懷疑。

「外蒙古」的貴族與僧侶對三多與清朝政府的政策強烈地反彈,因此在隔年一九一一年悄悄的開始計畫脫離北京。到了十月,卻收到了辛亥革命爆發的通知。

「外蒙古」的貴族與僧侶反應得很快。他們將三多驅逐出庫倫,擁立西藏佛教活佛轉世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八六九~一九二四年)為「博克多汗」,並宣布獨立。他不僅是西藏人,也是成吉思汗的後裔哲布尊丹巴一世的轉世靈童與後繼者。他在庫倫即位的行為,即意味著與清朝中央斷絕關係,並公開宣示從中國脫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