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譚松《血紅的土地》:中共的暴力土改,是一場規模超過納粹屠猶的階級屠殺

【書評】譚松《血紅的土地》:中共的暴力土改,是一場規模超過納粹屠猶的階級屠殺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譚松在採訪過程中發現,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於恐懼之中:「恐懼,已經內化為個體內在的自動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歷史,無論是在窮鄉僻壤,還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動啟用防『洩密』功能,讓陌生的訪問者無機可乘。」

譚松《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

有多少歸屬於集中營世界的現象已經死去,無法復活,如奴隸制度和決鬥法典?又有多少現象已經復活,或即將復活?我們每個人能做些什麼,從而在這個孕育著種種威脅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種威脅?——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

如何記錄這一場被遺忘的大屠殺?

第一次讀到《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是數年前由一位朋友轉來的電子版。讀了之後好幾天夜不能寐。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相信竟會兇殘到這地步。」他沒有看到過中共的暴力土改,沒有讀過這本《血紅的土地》,否則這句話必將改寫。

那時,我就想為此書寫一篇書評。但朋友轉告說,作者譚松是體制內的大學副教授,還想繼續做右派和地主倖存者的採訪工作,不想浮出水面,書稿暫時不出版,所以希望我的書評能緩一緩。我當然尊重他本人的意願。然而,很快我就聽到譚松遭到他任教的大學開除、國安恐嚇,然後流亡美國的消息——這是堅持說真話的知識分子在極權國家的必然遭遇。

二零一八年,在紐約召開的一次關於土改的學術研討會上,我湊巧被安排在跟譚松住同一個房間。他是典型的四川人的長相,矮小精悍,雙目炯炯有神,談起給他帶來災禍的關於右派和土改的調查和研究來,滔滔不絕,如數家珍。那一晚,我聽他談了幾個小時,看到了他體內蘊含的巨大力量和勇氣,正是這股力量和勇氣,讓記錄土改這場被普遍遺忘的大屠殺成為可能——儘管這要付出婚姻破裂、中年後流亡異國的沉重代價。

土改是中共統治史上一次幾乎被遺忘的大屠殺,記錄和研究土改的人,比記錄和研究反右、文革、六四等事件的人還少。反右運動中受到迫害的對象多半是知識分子,倖存者有言說的能力,有大量的文字資料存留下來;文革中受到衝擊的很多是官僚及知識分子,文革後相當一部分人恢復了原有的地位,可以有限度地對文革展開「控訴」;而六四屠殺的場景,不僅西方記者當下即有詳細記錄,流亡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以及「天安門母親」群體也都在孜孜不倦地記錄和言說。

與之相比,譚松在採訪過程中發現,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於恐懼之中:「恐懼,已經內化為個體內在的自動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歷史,無論是在窮鄉僻壤,還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動啟用防『洩密』功能,讓陌生的訪問者無機可乘。」

中共漫長的極權統治,成功地將恐懼根植到每個人心中:「地富和其後代們不僅財富被搶奪了,肉體被摧殘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我母親的家庭就是此一典型個案:我的外曾祖父是鎮上的名醫,辛苦創業,勤儉持家,開了藥鋪、購置了土地,結果成為累及子孫的罪狀。我的外公曾被陪綁殺場,被牛皮繩捆綁數日,傷口上生出了蛆蟲;我的外婆被強迫背著磨盤在地上爬行,不堪受辱而跳井自殺,又被救起,繼續批鬥。

但他們生前對我守口如瓶、隻字不提這些遭遇,直到他們去世後,母親才告訴我一點點記憶的碎片。作為「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五種身份有時會有重合)及其家屬,大都竭力擺脫這一恥辱的印記,不會對過去的遭遇念念不忘。

譚松本人出身於中共高級幹部家庭,是統治階級和既得利益群體之一部分。在父母的蔭蔽下,根正苗紅、聰明能幹的他,原本可以在學界出人頭地、飛黃騰達。然而,他卻選擇跟右派和地主等「賤民」站在一起,為受害者、邊緣人、無聲者發聲,乃至讓自己也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

譚松採訪土改倖存者及其後人的工作,是填補歷史的空白的不朽偉業。

暴力土改是一場規模超過納粹屠猶的階級屠殺

譚松因為做土改的口述史而遭到中共秘密警察恐嚇和抓捕,表明中共非常害怕其暴行被記載和揭露。中共通過偽造歷史、洗腦民眾來達到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說的「誰控制了歷史,誰就控制了未來。」而更可悲的是,在西方的語境中,中共的暴政也被淡化和遺忘——很少西方人認識到,中共政權比納粹和蘇俄更殘暴。

在西方的語境中,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被賦予獨一無二的特殊性,即便是注意到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古拉格懲戒營的羞恥、柬埔寨人的自相殘殺,以及阿根廷的「神秘失蹤」等恐怖事件的納粹集中營倖存者萊維(他偏偏沒有提及中共的暴政),仍堅持認為:「納粹集中營體系是一個特殊的個案,無論在其規模上,還是在性質上,人們從未在其他時間和地點目睹過如此出人意料和複雜的現象——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屠殺如此多的人類,而且將技術智慧、狂熱和殘忍如此明確地結合起來。」

他的這個結論錯了,錯得離譜——因為他的視野從來沒有在中國停留過。如果不是存在某種隱形的種族主義——白人的命比黃人的命貴,猶太人的命比中國人的命貴;如果認同「所有人的命都貴」的普世人權價值,那麼,包括土改在內的中共在中國的歷次屠殺都應當被記錄、被研究、被譴責。

說中共比納粹更邪惡,似乎是一種「政治不正確」——西方人或猶太人在意的是,這種比較似乎弱化了納粹舉世無雙的邪惡;然而,這是從無數事實和真相中提煉出來的結論,如果你讀了譚松的這本訪談錄,如果你足夠誠實、正直,你肯定會接受這個結論。

以數量而論,中共僅在建政之初屠殺的地主和反革命者的數量,就超過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數量。西方歷史學家普遍認定,納粹屠殺了270萬猶太人。

而共產黨在其建政之初的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屠殺了多少人呢?據中共官方修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記載,僅僅從1950年到1953年間,中共殺戮和剿滅了所謂的地主、土匪、反革命多達311萬,另外關押和管制了369萬(其中相當部分在勞改營中被折磨至死)。據學者謝幼田在《鄉村社會的毀滅》一書中估算,中共在此期間的殺人數目「至少是500餘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