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譚松《血紅的土地》:中共的暴力土改,是一場規模超過納粹屠猶的階級屠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譚松在採訪過程中發現,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於恐懼之中:「恐懼,已經內化為個體內在的自動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歷史,無論是在窮鄉僻壤,還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動啟用防『洩密』功能,讓陌生的訪問者無機可乘。」
譚松《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
有多少歸屬於集中營世界的現象已經死去,無法復活,如奴隸制度和決鬥法典?又有多少現象已經復活,或即將復活?我們每個人能做些什麼,從而在這個孕育著種種威脅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種威脅?——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
如何記錄這一場被遺忘的大屠殺?
第一次讀到《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是數年前由一位朋友轉來的電子版。讀了之後好幾天夜不能寐。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相信竟會兇殘到這地步。」他沒有看到過中共的暴力土改,沒有讀過這本《血紅的土地》,否則這句話必將改寫。
那時,我就想為此書寫一篇書評。但朋友轉告說,作者譚松是體制內的大學副教授,還想繼續做右派和地主倖存者的採訪工作,不想浮出水面,書稿暫時不出版,所以希望我的書評能緩一緩。我當然尊重他本人的意願。然而,很快我就聽到譚松遭到他任教的大學開除、國安恐嚇,然後流亡美國的消息——這是堅持說真話的知識分子在極權國家的必然遭遇。
二零一八年,在紐約召開的一次關於土改的學術研討會上,我湊巧被安排在跟譚松住同一個房間。他是典型的四川人的長相,矮小精悍,雙目炯炯有神,談起給他帶來災禍的關於右派和土改的調查和研究來,滔滔不絕,如數家珍。那一晚,我聽他談了幾個小時,看到了他體內蘊含的巨大力量和勇氣,正是這股力量和勇氣,讓記錄土改這場被普遍遺忘的大屠殺成為可能——儘管這要付出婚姻破裂、中年後流亡異國的沉重代價。
土改是中共統治史上一次幾乎被遺忘的大屠殺,記錄和研究土改的人,比記錄和研究反右、文革、六四等事件的人還少。反右運動中受到迫害的對象多半是知識分子,倖存者有言說的能力,有大量的文字資料存留下來;文革中受到衝擊的很多是官僚及知識分子,文革後相當一部分人恢復了原有的地位,可以有限度地對文革展開「控訴」;而六四屠殺的場景,不僅西方記者當下即有詳細記錄,流亡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以及「天安門母親」群體也都在孜孜不倦地記錄和言說。
與之相比,譚松在採訪過程中發現,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於恐懼之中:「恐懼,已經內化為個體內在的自動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歷史,無論是在窮鄉僻壤,還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動啟用防『洩密』功能,讓陌生的訪問者無機可乘。」
中共漫長的極權統治,成功地將恐懼根植到每個人心中:「地富和其後代們不僅財富被搶奪了,肉體被摧殘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我母親的家庭就是此一典型個案:我的外曾祖父是鎮上的名醫,辛苦創業,勤儉持家,開了藥鋪、購置了土地,結果成為累及子孫的罪狀。我的外公曾被陪綁殺場,被牛皮繩捆綁數日,傷口上生出了蛆蟲;我的外婆被強迫背著磨盤在地上爬行,不堪受辱而跳井自殺,又被救起,繼續批鬥。
但他們生前對我守口如瓶、隻字不提這些遭遇,直到他們去世後,母親才告訴我一點點記憶的碎片。作為「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五種身份有時會有重合)及其家屬,大都竭力擺脫這一恥辱的印記,不會對過去的遭遇念念不忘。
譚松本人出身於中共高級幹部家庭,是統治階級和既得利益群體之一部分。在父母的蔭蔽下,根正苗紅、聰明能幹的他,原本可以在學界出人頭地、飛黃騰達。然而,他卻選擇跟右派和地主等「賤民」站在一起,為受害者、邊緣人、無聲者發聲,乃至讓自己也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
譚松採訪土改倖存者及其後人的工作,是填補歷史的空白的不朽偉業。
暴力土改是一場規模超過納粹屠猶的階級屠殺
譚松因為做土改的口述史而遭到中共秘密警察恐嚇和抓捕,表明中共非常害怕其暴行被記載和揭露。中共通過偽造歷史、洗腦民眾來達到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說的「誰控制了歷史,誰就控制了未來。」而更可悲的是,在西方的語境中,中共的暴政也被淡化和遺忘——很少西方人認識到,中共政權比納粹和蘇俄更殘暴。
在西方的語境中,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被賦予獨一無二的特殊性,即便是注意到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古拉格懲戒營的羞恥、柬埔寨人的自相殘殺,以及阿根廷的「神秘失蹤」等恐怖事件的納粹集中營倖存者萊維(他偏偏沒有提及中共的暴政),仍堅持認為:「納粹集中營體系是一個特殊的個案,無論在其規模上,還是在性質上,人們從未在其他時間和地點目睹過如此出人意料和複雜的現象——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屠殺如此多的人類,而且將技術智慧、狂熱和殘忍如此明確地結合起來。」
他的這個結論錯了,錯得離譜——因為他的視野從來沒有在中國停留過。如果不是存在某種隱形的種族主義——白人的命比黃人的命貴,猶太人的命比中國人的命貴;如果認同「所有人的命都貴」的普世人權價值,那麼,包括土改在內的中共在中國的歷次屠殺都應當被記錄、被研究、被譴責。
說中共比納粹更邪惡,似乎是一種「政治不正確」——西方人或猶太人在意的是,這種比較似乎弱化了納粹舉世無雙的邪惡;然而,這是從無數事實和真相中提煉出來的結論,如果你讀了譚松的這本訪談錄,如果你足夠誠實、正直,你肯定會接受這個結論。
以數量而論,中共僅在建政之初屠殺的地主和反革命者的數量,就超過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數量。西方歷史學家普遍認定,納粹屠殺了270萬猶太人。
而共產黨在其建政之初的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屠殺了多少人呢?據中共官方修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記載,僅僅從1950年到1953年間,中共殺戮和剿滅了所謂的地主、土匪、反革命多達311萬,另外關押和管制了369萬(其中相當部分在勞改營中被折磨至死)。據學者謝幼田在《鄉村社會的毀滅》一書中估算,中共在此期間的殺人數目「至少是500餘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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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年輕科學家的幕後推手,李長榮教育基金會為優秀青年人才打造走向國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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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年輕人才值得更多機會與資源,李長榮教育基金會作為一個拋磚引玉的角色,除了舉辦李謀偉科學論壇,讓年輕科學家能和國際頂尖大師進行交流,更辦理多項獎助學金計畫,希望能喚起更多人對人才教育的重視,並共同參與其中。
出於對人才培育的重視,李長榮教育基金會自創立以來,就以推動創新研究思維、促進產業與學術領域的交流互動為核心,開辦各式獎學金計畫與李謀偉科學論壇來幫助年輕世代。其中由李長榮集團總裁李謀偉與李長榮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楊賽芬所贊助的「李謀偉科學論壇」(Bowei Research Conference, 以下簡稱BRC),更提供了讓年輕科學家能接觸到各國頂尖學者的機會,接受豐沛的知識洗禮。
李謀偉總裁在麻省理工學院求學期間,模塑了自己對於教育、知識傳授形式的想法。在回國後,更對臺灣年輕學子,因為受限於環境、經濟等條件而無法進一步打開國際視野、接觸到更多領先知識,甚至與世界級專家學者進行交流等,感到可惜。因此李謀偉總裁運用自己的資源,透過主辦BRC,將國際頂尖的科學家,帶進臺灣。

最高度期待的科學盛會,BRC李謀偉科學論壇
2023年舉辦的第三屆BRC,邀請到國際間最重量級的學者群來到臺灣,並交由科學諮詢委員會(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以下簡稱SAB)負責推薦講者與規劃整個論壇流程。其中,SAB的主席,同時也是國際知名的化學家——Dr. Ehud Keinan,今年已是第二次參加BRC,他在談及論壇的意義,以及自己為此所投入的心力時,非常懇切地表示:「我人生中很大的一部分,都在為了幫助更多年輕科學家、為他們創造機會而努力,我不求取任何回報,只希望能夠為科學界與科學人才,打造一個更有活力的未來。」Dr. Ehud Keinan表示,當初他向李謀偉總裁建議,BRC應該要往更國際化、更高規格的形式發展,立刻獲得總裁的全力支持。
最初在廣邀國際學者參加時,由於是非常新鮮的嘗試,也不為人所知,許多專家學者們都是在再三請託之下才願意來到臺灣,但是經過了兩屆的經營與鑽研,成果逐漸發酵,BRC在國際間打響了名聲。「這些重要的學者,現在都非常樂意來參加論壇,甚至預約了明年(2024年)要再次來訪,這真的是非常令我們感到振奮和感動。」Dr. Ehud Keinan充滿期盼地說道。

李謀偉總裁也進一步說明BRC的目標,是希望臺灣年輕學子與世界最頂尖科學家的切磋能夠有更多靈感碰撞,並進一步發展為改善人類生活的關鍵。他補充說明,這樣的靈感碰撞,不是大家規規矩矩坐在會議室中就會出現,所以BRC從地點到議程的安排,都跟一般論壇不一樣,參考了美國戈登論壇的作法,選擇一個遠離都市紛擾的僻靜地點,讓所有與會者可以在這裡充分地放鬆、沈澱思緒。
在議程上,除了研討會之外,也會穿插安排休閒活動的交流時段。「我們邀請所有的學者和學生一起去健行、或騎自行車。在藍天白雲下,所有人都在很輕鬆自在的狀態中,自然而然地互動、談天。這是因為我相信,很多的靈感火花,就是在這個時候迸現。」李謀偉總裁認為這樣的安排,提供年輕學子一個跟大師們素面相見的絕佳機會,更是建立友誼、提高交流延續性的最好方法。

化學如何改變人類的生活,分子工程是科技新未來
第三屆BRC的主題為「The Magic of Chemistry」,議題聚焦在「New Frontier of Molecular Engineering – Electronic & Optical Materials(前瞻分子工程——電子與光學材料)」。針對這次的主題,Dr. Ehud Keinan分享,化學是事物的基礎,是滿足人類生活需求的科技中,最重要的元素。科學家發揮想像力,在自然生物、礦物,甚至化學元素中,找到可以模仿的靈感,再利用科學的方式重新整合這些素材,創造出了令人驚嘆不已的成果。
說到本次與會的科學家,Dr. Ehud Keinan興奮地介紹:「他們都是現今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包括諾貝爾獎、普里斯特利獎章(Priestley Medal)、威爾許獎(Welch Award in Chemistry)、沃爾夫獎(Wolf Prize)的得主們,或者擁有實力角逐這些獎項的科學家。
Dr. Ehud Keinan認為,對於年輕科學家來說,最好的刺激就是近距離的接觸這些大師,認識他們、了解他們的故事和思考的方式,從中獲得關於研究、科學、未來的種種啟發。「這是最高的學習,比起念任何理論,或者坐在課堂中記著一頁又一頁的筆記還要重要,你獲得的不只是知識,還有這個知識的發展過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屆BRC所邀請的其中兩位學者,在論壇這段時間分別獲得了國際級大獎。科學諮詢委員翁啟惠院士,以醣科學的開創性研究,榮獲以色列化學學會Medicinal Chemistry Section(MCS-ICS)Barry Cohen藥物化學獎;而Jackie Yi-Ru Ying教授,則是成功將奈米科技與技術醫學結合,榮獲費薩爾國王國際科學獎(King Faisal Prize),成為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女性科學家,Jackie Yi-Ru Ying教授在得知獲獎消息後,更俏皮地分享:「BRC is my lucky conference!」

多管道促進人才培育,讓世界看見臺灣年輕科學家
「我認為,對學生來說,不需要去要求他們有創意、有想法,因為這些事情並不是可以透過教導或學習而來的。對有志於從事科學的年輕人來說,只需要有自信,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與目標有信心。」自從15年前Dr. Ehud Keinan第一次訪問臺灣之後,他便時常因為教學或演講再次來訪。在他眼中,臺灣的學生們充滿了可能性,以及對知識的渴求。這就是為什麼他非常希望透過BRC,將大師們帶到臺灣,讓大師的身教和言教,給予學生們更多正面的鼓勵和刺激。
這樣的想法,和對於促進人才培育,無私挹注資源的李謀偉總裁不謀而合,因此這些年來,除了舉辦BRC,李長榮教育基金會也提供優秀人才更多獎勵管道,例如:優秀學生獎學金、李長榮博士生獎助學金計畫、李長榮碩士生獎助學金計畫等。李謀偉總裁特別提到:「教育是改變一個人的人生、改變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動力。」這就是為什麼李長榮教育基金會,將持續推動各種研究活動,提供獎項、獎學金,希望幫助臺灣的年經科學家與學子,在研究與學習的道路上,能夠走得更自在、順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