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從什麼時候認識享譽世界的米勒《拾穗》?故事要從日治時期說起

台灣人從什麼時候認識享譽世界的米勒《拾穗》?故事要從日治時期說起
photo credit: 印象•左岸 奧塞美術館30週年大展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臺灣人而言,若非親自前往歐洲參觀美術館、教堂,要一睹西洋美術史巨匠的作品,機會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那麼,「田園畫家米勒」為臺灣人所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文:劉錡豫

2008年,巴比松派畫家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1814-1875)名作《拾穗》(Des glaneuses, 1857)及《晚禱》(L’Angélus, 1857-59)首次來台展出。展覽期間,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展廳票口大排長龍,筆者當年也曾在烈日驕陽下排隊入場,就為了一睹書上提到的名畫真跡,印象十分深刻。

眾所周知,米勒被稱作「田園畫家」,在台灣頗具知名度。2017年時,故宮與奧賽美術館合作辦展,《拾穗》再度來台,造成不少話題。對於台灣人而言,若非親自前往歐洲參觀美術館、教堂,要一睹西洋美術史巨匠的作品,機會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那麼,「田園畫家米勒」為台灣人所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答案或許頗為出乎意料,早在一百年前就已開始了。

尚-法蘭斯瓦.米勒,《拾穗》,1857
photo credit: 印象•左岸 奧塞美術館30週年大展

日治時期台灣報紙上的米勒

早在明治43年(1910)5月,《台灣日日新報》刊載一系列名為「世界の名畫」的文章,圖文並茂介紹西洋美術史中的名作。其中就附有米勒《拾穗》(被取名為「三人農夫」)的圖片,同一篇還有新古典主義畫派代表人物大衛(Jacques-Louis David, 1748-1825)的作品《拿破崙翻越阿爾卑斯山》(Bonaparte franchissant le Grand-Saint-Bernard,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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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世界の名畵(三)〉,《台灣日日新報》,1910-05-25(版4)

文章的作者是台灣總督府秘書官齋藤參吉(1868-?),他在明治42年(1909)時被派赴清國、東南亞及歐美各國,從事殖民地行政、官規的調查及研究。

齋藤自言對繪畫的知識短淺,也因此文章被定位為「自己對世界名畫的感想」,文章的內容反映其在歐美各國博物館考察的經驗及心得,不過由於是以日文書寫,預設讀者明顯以在台日人為主。

直到昭和2年(1927)1月,由台灣人所辦的第一份報紙《台灣民報》推出農曆及西曆對照表,並附上彩色印刷的各國名畫。其中有專文介紹米勒(彌列)的《拾穗》(報紙翻譯成「拾稻屑」),並略述其生平與作品賞析:

彌列(即米勒)的生涯,前半完全是困窮的歷史,在這種境遇之中,竟不撓不屈,……到晚年更大發揮了他的本領,實在可做後進藝術家的龜鑑。於西曆一八一四年,生在瑟爾比爾近邊的農村,……二十二歲時始負笈到了首府巴黎,無奈學資缺乏,受過種種的辛苦,……當時巴黎的畫界,墨守古人的糟粕,他看見這樣依樣畫葫蘆的習氣,心裡大不滿意,於一八四九年毅然棄了首府,退居在巴爾美遜鄉村,日夕把田園和農民做師友,自此以後畫想大進,……沒於一八七五年(距今五十二年),世人莫不悲嘆愛惜。

附圖『拾稻屑』(即《拾穗》)之名畫,結構很簡潔,筆力很遒勁,勤勉與希望流溢圖面,令人愛玩不置。於一八五七年,出品在巴黎美術展覽會時,某評論家說,彌列把貧民的苦痛畫出,暗中寓諷刺之意。田園畫家彌列,專在發揮田園的幽趣,豈別有他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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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附錄洋畫解說 拾稻屑 法國 彌列畫〉,《台灣民報》,1927-01-02(版24)

文章前半段介紹米勒的生平,強調畫家前半生的不得志和困苦,以及退居鄉村後「畫想大進」成為「田園畫家」,後半段則開始簡介《拾穗》。

作者或許並未親睹當時收藏於羅浮宮的《拾穗》,而是通過圖版照片進行畫面賞析,並從其他日本出版的傳記轉述1857年沙龍展的相關評論,如大正10年(1921)武田雨水的《ミレー伝》便有相同的描述。

另外,昭和9年(1934)10月,關心農民文藝的日本文學家中村星湖(1884-1974),向《台灣日日新報》寄稿,講述自己數年前在羅浮宮親睹《拾穗》及《晚禱》(該篇翻譯「晚鐘」)時的感受。中村星湖將米勒稱做「農民畫家」,講述懷才不遇的米勒,如何在動盪的後法國大革命時期描寫生活困頓的勞動者圖像,並在貧困及疾病的交迫下堅守自己的創作理念,頗契合中村星湖關懷農民生活的自我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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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村星湖,〈農民畫家…… ミレーを憶ふ 貧乏と病苦のその一生〉,《台灣日日新報》,1934-10-16(版4)

日治時期台灣畫家與米勒的交會

總之,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藉由台日知識分子的轉介,知曉米勒偉人化的「田園畫家」或「農民畫家」形象。而藝術界方面,米勒及其所屬的巴比松派,則對日本近代美術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

早從19世紀末開始,日本就有留歐西洋畫家及御雇外國人(指幕末明治時代日本所聘僱的外國顧問)引進巴比松派的風格。例如曾任工部美術學校教師的豐塔涅西(Antonio Fontanesi, 1818-1882),與其學生淺井忠(1856-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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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淺井忠,《收獲》,1890,油畫,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

台灣年輕一代的畫家赴日求學的過程中,雖未直接自上述的師資體系中汲取養分,不過審視歷年台灣官辦美展的作品,不乏農村、田園主題的作品。而日治時期赴法習畫者如劉啟祥(1910-1998)、顏水龍(1903-1997)、楊三郎(1907-1995)等,很可能在參觀羅浮宮的同時親睹過米勒的真跡。

畫家陳澄波(1895-1947)一生雖未能赴歐,但在其收藏中,也有從雜誌上剪貼的《拾穗》圖版,可能被其視為創作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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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澄波收藏的雜誌剪貼圖片中米勒的作品,識別號:CCP_09_01023_AP1_102,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另外,對台灣畫家而言,關懷勞工及農民的米勒似乎被視為道德上的偉人。例如,水彩畫家藍蔭鼎(1903-1979)曾在報上發表〈東西大家の名言帖〉,引述米勒的名言,以鼓勵年輕的藝術家。

而長年在礦坑任職的「礦工畫家」洪瑞麟(1912-1996),幼時就讀支持無政府主義、關懷下層人民生活的稻垣藤兵衛(1892-1955)所成立的稻江義塾。洪瑞麟藉由老師提供的圖書,得以認識米勒。

詩人王白淵(1902-1965)曾赴日就讀東京美術學校,立志成為「台灣的米勒」。此處的「米勒」顯然不只是巴比松派的「田園畫家」,而是關懷底層人民、一生艱苦創作的「農民畫家」。王白淵之後雖未能延續畫業志向,但人道主義的關懷及左翼精神影響其生命軌跡甚鉅。

結語

早在日治時期,地處遠東殖民地的台灣,就已認識米勒。在無法親睹原作的時代,藉由許多知識分子的積極引介,米勒的形象得以在台灣被確立。畫家們以書籍及印刷圖像,知曉米勒的生命故事及畫業,並視之為具道德楷模、關懷底層人民處境的偉人。

而巴比松派畫家們所擅長的農民、農村生活圖像,則透過不同的管道,為台灣畫家所學習,被轉化為具有台灣地方色彩(Local color)風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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