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從什麼時候認識享譽世界的米勒《拾穗》？故事要從日治時期說起

文：劉錡豫

2008年，巴比松派畫家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1814-1875）名作《拾穗》（Des glaneuses, 1857）及《晚禱》（L’Angélus, 1857-59）首次來台展出。展覽期間，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展廳票口大排長龍，筆者當年也曾在烈日驕陽下排隊入場，就為了一睹書上提到的名畫真跡，印象十分深刻。

眾所周知，米勒被稱作「田園畫家」，在台灣頗具知名度。2017年時，故宮與奧賽美術館合作辦展，《拾穗》再度來台，造成不少話題。對於台灣人而言，若非親自前往歐洲參觀美術館、教堂，要一睹西洋美術史巨匠的作品，機會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那麼，「田園畫家米勒」為台灣人所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答案或許頗為出乎意料，早在一百年前就已開始了。

photo credit: 印象•左岸 奧塞美術館30週年大展

日治時期台灣報紙上的米勒

早在明治43年（1910）5月，《台灣日日新報》刊載一系列名為「世界の名畫」的文章，圖文並茂介紹西洋美術史中的名作。其中就附有米勒《拾穗》（被取名為「三人農夫」）的圖片，同一篇還有新古典主義畫派代表人物大衛（Jacques-Louis David, 1748-1825）的作品《拿破崙翻越阿爾卑斯山》（Bonaparte franchissant le Grand-Saint-Bernard, 1801）。

Photo Credit: 〈世界の名畵（三）〉，《台灣日日新報》，1910-05-25（版4）

文章的作者是台灣總督府秘書官齋藤參吉（1868-？），他在明治42年（1909）時被派赴清國、東南亞及歐美各國，從事殖民地行政、官規的調查及研究。

齋藤自言對繪畫的知識短淺，也因此文章被定位為「自己對世界名畫的感想」，文章的內容反映其在歐美各國博物館考察的經驗及心得，不過由於是以日文書寫，預設讀者明顯以在台日人為主。

直到昭和2年（1927）1月，由台灣人所辦的第一份報紙《台灣民報》推出農曆及西曆對照表，並附上彩色印刷的各國名畫。其中有專文介紹米勒（彌列）的《拾穗》（報紙翻譯成「拾稻屑」），並略述其生平與作品賞析：

彌列（即米勒）的生涯，前半完全是困窮的歷史，在這種境遇之中，竟不撓不屈，……到晚年更大發揮了他的本領，實在可做後進藝術家的龜鑑。於西曆一八一四年，生在瑟爾比爾近邊的農村，……二十二歲時始負笈到了首府巴黎，無奈學資缺乏，受過種種的辛苦，……當時巴黎的畫界，墨守古人的糟粕，他看見這樣依樣畫葫蘆的習氣，心裡大不滿意，於一八四九年毅然棄了首府，退居在巴爾美遜鄉村，日夕把田園和農民做師友，自此以後畫想大進，……沒於一八七五年（距今五十二年），世人莫不悲嘆愛惜。

附圖『拾稻屑』（即《拾穗》）之名畫，結構很簡潔，筆力很遒勁，勤勉與希望流溢圖面，令人愛玩不置。於一八五七年，出品在巴黎美術展覽會時，某評論家說，彌列把貧民的苦痛畫出，暗中寓諷刺之意。田園畫家彌列，專在發揮田園的幽趣，豈別有他意呢？

Photo Credit: 〈附錄洋畫解說 拾稻屑 法國 彌列畫〉，《台灣民報》，1927-01-02（版24）

文章前半段介紹米勒的生平，強調畫家前半生的不得志和困苦，以及退居鄉村後「畫想大進」成為「田園畫家」，後半段則開始簡介《拾穗》。

作者或許並未親睹當時收藏於羅浮宮的《拾穗》，而是通過圖版照片進行畫面賞析，並從其他日本出版的傳記轉述1857年沙龍展的相關評論，如大正10年（1921）武田雨水的《ミレー伝》便有相同的描述。

另外，昭和9年（1934）10月，關心農民文藝的日本文學家中村星湖（1884-1974），向《台灣日日新報》寄稿，講述自己數年前在羅浮宮親睹《拾穗》及《晚禱》（該篇翻譯「晚鐘」）時的感受。中村星湖將米勒稱做「農民畫家」，講述懷才不遇的米勒，如何在動盪的後法國大革命時期描寫生活困頓的勞動者圖像，並在貧困及疾病的交迫下堅守自己的創作理念，頗契合中村星湖關懷農民生活的自我心境。

Photo Credit: 中村星湖，〈農民畫家……　ミレーを憶ふ　貧乏と病苦のその一生〉，《台灣日日新報》，1934-10-16（版4）

日治時期台灣畫家與米勒的交會

總之，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藉由台日知識分子的轉介，知曉米勒偉人化的「田園畫家」或「農民畫家」形象。而藝術界方面，米勒及其所屬的巴比松派，則對日本近代美術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

早從19世紀末開始，日本就有留歐西洋畫家及御雇外國人（指幕末明治時代日本所聘僱的外國顧問）引進巴比松派的風格。例如曾任工部美術學校教師的豐塔涅西（Antonio Fontanesi, 1818-1882），與其學生淺井忠（1856-1907）。

Photo Credit: 淺井忠，《收獲》，1890，油畫，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

台灣年輕一代的畫家赴日求學的過程中，雖未直接自上述的師資體系中汲取養分，不過審視歷年台灣官辦美展的作品，不乏農村、田園主題的作品。而日治時期赴法習畫者如劉啟祥（1910-1998）、顏水龍（1903-1997）、楊三郎（1907-1995）等，很可能在參觀羅浮宮的同時親睹過米勒的真跡。

畫家陳澄波（1895-1947）一生雖未能赴歐，但在其收藏中，也有從雜誌上剪貼的《拾穗》圖版，可能被其視為創作上的參考。

Photo Credit: 陳澄波收藏的雜誌剪貼圖片中米勒的作品，識別號：CCP_09_01023_AP1_102，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另外，對台灣畫家而言，關懷勞工及農民的米勒似乎被視為道德上的偉人。例如，水彩畫家藍蔭鼎（1903-1979）曾在報上發表〈東西大家の名言帖〉，引述米勒的名言，以鼓勵年輕的藝術家。

而長年在礦坑任職的「礦工畫家」洪瑞麟（1912-1996），幼時就讀支持無政府主義、關懷下層人民生活的稻垣藤兵衛（1892-1955）所成立的稻江義塾。洪瑞麟藉由老師提供的圖書，得以認識米勒。

詩人王白淵（1902-1965）曾赴日就讀東京美術學校，立志成為「台灣的米勒」。此處的「米勒」顯然不只是巴比松派的「田園畫家」，而是關懷底層人民、一生艱苦創作的「農民畫家」。王白淵之後雖未能延續畫業志向，但人道主義的關懷及左翼精神影響其生命軌跡甚鉅。

結語

早在日治時期，地處遠東殖民地的台灣，就已認識米勒。在無法親睹原作的時代，藉由許多知識分子的積極引介，米勒的形象得以在台灣被確立。畫家們以書籍及印刷圖像，知曉米勒的生命故事及畫業，並視之為具道德楷模、關懷底層人民處境的偉人。

而巴比松派畫家們所擅長的農民、農村生活圖像，則透過不同的管道，為台灣畫家所學習，被轉化為具有台灣地方色彩（Local color）風情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