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點每一個人》：現代意義上的統計準確性，不是那些古代文明普查的重點

文：安德魯・惠特畢（Andrew Whitby）

最早的普查

公元前四千年，文明的曙光初現之際，也就是蘇美文化的早期，有普查嗎？蘇美社會享有公共財，包括防洪堤和灌溉水渠，因此當時顯然曾編組並協調過大批的勞動力。正確的居民人數有助於這項工作的推動。但這類的普查不管形式為何，都是名副其實的史前事件，因為書寫的發展本身或許是公元前三二○○年的事。就像現代社會裡幾乎所有的事物一樣，今日的普查也仰賴書寫。

但是，就算沒有書寫，簡單的人數計算也完全可行。希臘「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提到一個關於斯基泰人（Scythians）的故事。他們是公元前一千年住在中亞的游牧戰士民族。「他們的國王名叫阿里安塔斯（Ariantas），由於他想要知道到底有多少斯基泰人，於是下了詔令，要每個人交出一個箭鏃；要是有人膽敢違抗聖旨，就要處以死刑。數量龐大的箭鏃按照規定繳了上來，而國王（理應已經點算過數量）決定用這些箭鏃打造紀念碑，流傳於世。」

殖民時期之前的非洲也有類似的方法，例如達荷美王國﹝Kingdom of Dahomey，今日的貝南（Benin）﹞使用寶螺殼，或是伊博族（Igbo，今日屬奈及利亞）使用薯蕷。這種點算物件的方法既能避免直接點算到人，也不需要書寫。

事實上，原型文字（proto-literate）時期的社會能夠進行高度複雜的人口普查。西班牙在十五世紀征服南美洲時，當時主宰安地斯山區的印加人記錄了繁複的人口普查統計資料，並與稅賦做連結，雖然這些資料缺乏我們能夠認可為書寫的元素。印加人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彩繩編出一團團稱為「奇普」（khipu）的複雜繩結，做為資訊編碼。現存於博物館的上千個奇普當中，有三分之二都包含數字資料，而至少有五十個被認為和普查有關。

只可惜，我們對奇普只有片段而殘缺的理解。我們已經知道數字如何表達：十進位制，比方說，一個繞三圈的結代表三（或三十，或三百，取決於它所在的位置）。但我們還不理解要怎麼解讀非數字屬性，例如線繩材質、編繩技巧、顏色，以及左向或右向的繩結。因此，一般來說，要確認任何一個奇普所包含的人口普查資料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對於印加普查程序的理解大多來自後來的殖民地記述。十七世紀的祕魯編年史家馬丁．德．穆魯亞（Martín de Murúa）寫到：每隔五年，他們會派遣臨時普查官員（quipucamayos，由會計師和監工擔任），稱之為「tucuyricuc」（意為「看到一切的人」）以治理者和訪客的身分到達他們負責的省區。他們一抵達城鎮，就召集所有人到城鎮外的一處田野集合（或是在城鎮裡集合，如果廣場夠容納所有人的話），從衰老的年長者到襁褓中的新生兒都包括在內；普查官會要求男性列隊，排成十排，女性則另外排成十排。他們按照年齡排位，並依此而行⋯⋯

如果印加不需要書寫就能清點他們的人口（一般認為，在西班牙人抵達時為數有一千萬），那為什麼蘇美人不能？確實，年代最早的蘇美記錄當中，有許多資料都和會計有關。即使在公元前四千年之前，陶幣就用於計算、記錄和溝通財貨的數量。把會計方法應用在人身上似乎不算是超乎尋常的躍進。

然而，沒有書面證據，這種早期的普查內容仍然以臆測的成分居多。（尤其，有人認為「第一場普查」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三八○○年的巴比倫，而這個經常被一再提及的主張似乎出自二十世紀初一名過度狂熱的統計學家的誤解。）雖說有印加的奇普，但普查具有抽象的本質，因此無需留太多空間給實體工藝品，考古學只能帶我們探索到這裡。為了確認普查的開端，我們必須等待書寫的發展——那也是歷史的發展。即使到了那時，最早的普查報告也不是來自當代的記述，而是在事件發生數個世紀之後的書寫（雖然仍然在遠古時代）。

自生齒以上， 皆書於版

最早以書面呈現的普查不是來自美索布達米亞，而是另一個文明的源頭：中國的黃河流域。就像美索布達米亞，黃河河谷也有類似的肥沃沖積土壤，提供了定居農業的理想環境。但是，泛濫的洪水能養育生命，也能輕易奪取生命。在中國的傳說裡，第一個朝代決定性的戰役就是對抗大自然：壯闊的黃河。公元前二一○○年左右，在禹的治理下，中國終於贏得了這場與大自然的戰爭。

禹是個神話人物，大家為他的名字冠上「大」字，以表彰他的貢獻。他的前任嘗試以防堵的方式治水卻告失敗，而大禹成功地把水導入灌溉水渠。漢朝（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二○年）歷史也把中國人民的第一次普查歸功於大禹。這個論點相當可信，因為控制中國早期水患所需要的龐大土木工程確實需要進行某種人數清點，但是大禹的普查，以及傳統說法的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幾乎可以確定是後來的渲染。根據現代的估計，中國在那個時期的人口不超過四、五百萬。

到了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周朝時期（從神話進入可考的歷史），我們發現普查是中國政府的既定體制。周朝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重視優良政府、和平、繁榮、道德和正義等原則，而這些都因為有層級化的官僚制度與詳盡的記錄才能發揮力量。在這樣的一個國家，普查是國家機器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