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點每一個人》:由於天主教會與共產集團這個奇特聯盟,1950年代人口成長限制一直沒有符合全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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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一直是一種政治性的行為,決定著誰屬於這個社會,誰不屬於。至今,人口的計量依然存在很高的政治意涵。在《清點每一個人》這本書的描述裡,人口普查絕對不是枯燥且絕對理性的統計活動,它最終和人有關,是量化社會史的一種形式。
文:安德魯・惠特畢(Andrew Whitby)
家庭計劃
戰爭造成超過一千五百萬人死亡。全世界都感受到這場戰事的衝擊,因此它很快就被認定為「世界大戰」。隨後爆發的流感疫情(部分是因為軍隊移防而傳播)甚至造成更多人死亡,估計約有五千萬人喪生。有些人把這種破壞歸咎於人口壓力。隨著每一塊能發現的土地都已發現、每一個能殖民的地方都已殖民,世界(至少是歐洲強權的世界)再也沒有成長的空間。根據這個邏輯,全球規模的馬爾薩斯式人口把關機制就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對於生者而言,戰爭為全球人口的測量注入了新的動力(現在愈來愈常被指為「人口問題」)。戰前,國際統計學會的人員三不五時就會彙整各國的人口總數,以此為全球人口總數。如今,這項工作由國際聯盟這個肩負維護世界和平之責的新多邊機構接手。於是,全球人口第一次一致、嚴謹、每年一度的估計值出現了,發布於涵蓋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一系列年鑑裡。
這些年鑑是普查實施在國際上日益成功的展示櫥窗。在一九三○年代之始,全球有四分之三的人口都住在舉行過一次官方人口統計的國家,統計大部分都以過去十年內的普查為準。光是一九三○年及一九三一年,就有十億人(全人類的一半)被納入統計。
大國之中,只有中國缺乏國際聯盟認可的人口普查總數。中國的歷任政府曾在一九○九至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以及一九二八年分別嘗試實行普查,但每一次的普查都因政治動盪而受阻。以中國的幅員之大、人口之眾,唯有一個穩固的政府可望進行完整的普查。國際聯盟記載的中國人口為四億五千五百萬人,這個數字是一個「誤差邊際相當大的」粗略估計值。
一九三二年,一個新的里程碑出現了:國際聯盟宣布,兩年前,全球人口已經超過二十億人。其中,比一半多一點的人(十一億)住在亞洲。不過,儘管如此,人口圖像變得更寬廣的是歐洲世界;雖然這段期間有大量歐洲人口移往美洲,歐洲的人口還是從一七五○年占全球的五分之一,成長到一九○○年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此外,全球人口還有另外大約四分之一住在歐洲散布於全球的殖民地。
即使以現代的標準來審視,這些數字也經得起檢驗。根據今日的估計,全球人口達二十億的時間還要早個幾年——一九二七年。那一年還見證了另一個重要指標事件:第一屆世界人口會議(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
對於人口統計學家來說,這次會議是十年內最重要的會議,於世界外交之都、國際聯盟總部的所在地日內瓦舉行。與會者來自二十九個國家,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和巴西,他們都是與人口相關的各類頂尖專家,包括「生物、社會、經濟、統計以及政治」等領域,例如生物學家亞歷山大.卡爾-桑德斯(Alexander Carr-Saunders)、雷蒙.佩爾(Raymond Pearl)和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前兩位是皮爾森的門生,後者是小說家阿道斯. 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哥哥),以及統計學家科拉多.吉尼(Corrado Gini)都在其中。唯一的遺珠是促成這次會議的推手、籌備委員會的主席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桑格一八七九年在紐約出生,她是社會運動家與女性生育權的倡議者;她曾在曼哈頓下東城的貧民區擔任過護理師,她的立場因為這段經歷而變得激進。這些地區是成衣業的中心,產品供應全美。成衣廠的工人(主要是年輕女性)通常是移民。對於這些女性來說,意外懷孕可能會讓她們墮入貧窮,甚至死亡。桑格發現,等到病患來找她時,事情已經太遲了:她們需要更早期的介入措施——美其名曰「家庭計劃」(她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名詞的人)。
家庭計劃(也就是後來所說的生育控制)其實淵遠流長。許多關於人口的著述都有提到古代「曝於野」的習俗,也就是以遺棄殺嬰,以及各種墮胎方法。哺乳的避孕效果可能很早就為人所知,並廣為運用。體外射精在《聖經》的〈創世紀〉也有記載。十九世紀的避孕裝置包括子宮帽、早期的保險套和殺精劑。這些方法的功效以及對使用者的風險程度不一。就連馬爾薩斯,在他一八○四年成婚之前,也對這類節制人口的「非自然」方法以及「失當手段」相當熟悉,並在他的著述裡予以讉責。
十九世紀期間,這些方法愈來愈有效、也愈來愈廣為人知並加以採用——至少,歷史學家認為有人採用(十九世紀沒有人調查性行為)。美國和歐洲許多地區的生育率在那段期間大幅降低。既然馬爾薩斯措辭委婉的「兩性之間的熱情」似乎不太可能消減,一定有其他因素限制了出生率。(晚婚與禁欲這兩項馬爾薩斯偏好的解決辦法,解釋力有限。)但是,節育在二十世紀早期的分布仍然相當不平均。歷史悠久的教會通常認定節育有罪。在美國,節育觀念的推行也遭到《康姆史托克法案》(Comstock Act)的阻礙(該法案禁止郵寄猥褻淫穢刊物)。
一九一四年,桑格出手挑戰這項法案,開始一月一信,宣傳避孕觀念,並出版了一本相關主題的小冊子。她寫道:「只有對避孕無知的勞工才會讓孩子到這個世界上來,塞滿監獄和醫院、工廠和磨坊、精神病院和早夭者之墓。」桑格以這本十六頁的小冊子,以及其中詳細的描述與明確的解剖圖,抨擊那種無知。或許正如她所盤算的,她沒多久就被起訴。桑格逃往英國,身後留下一陣紛紛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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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