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台灣癌症醫學之母彭汪嘉康:永遠可以為病人多做一點,就不會有遺憾

【專訪】台灣癌症醫學之母彭汪嘉康:永遠可以為病人多做一點,就不會有遺憾
辦公室裡最引人注目的2件事物,就是滿桌的書籍資料及院士溫暖親切的笑容。|Photo Credit:醫學有故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那個年代如果得知罹患癌症,患者大概就不去看醫生,反而到處求神拜佛或者尋求偏方,例如到某些廟宇求香灰,所以當年有些不肖的廟宇在香灰内摻加沒有療效、但是可以令病人感覺病情比較舒緩的類固醇甚至麻醉藥物。但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抗癌」卻成為了經常聽到的名詞,一般民衆對癌症的認識也愈來愈多,也懂得如何預防或者學習和癌症共處。

在聽起來好像很遙遠、其實沒那麽久的三十年前,癌症在台灣就是所謂的「絕症」;也就是説,得了癌症等於沒救,當年電視連續劇劇本如果照現在的説法「灑狗血」的話,罹患「不治」的癌症就是劇情的必要因素。

那個年代如果得知罹患癌症,患者大概就不去看醫生,反而到處求神拜佛或者尋求偏方,例如到某些廟宇求香灰,所以當年有些不肖的廟宇在香灰内摻加沒有療效、但是可以令病人感覺病情比較舒緩的類固醇甚至麻醉藥物。

但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抗癌」卻成為了經常聽到的名詞,一般民衆對癌症的認識也愈來愈多,也懂得如何預防或者學習和癌症共處。

在台灣民衆對待癌症的觀念出現如此巨大轉變的過程中,有一個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彭汪嘉康女士。

與「癌症治療之母」面對面

按照彭汪院士的説法,當年台灣在癌症治療和研究上面是「什麽都沒有」,雖然她在美國的時候時常動用人脈介紹台灣的病人就醫,長期下來不是辦法,因為只能幫助有錢去外國就醫的人、卻幫不了其實可以救治、但是沒有錢的人。

看到這種問題,開始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何在台灣推動癌症的治療和研究,講到台灣現在的癌症治療,被媒體形容是台灣「癌症治療之母」的彭汪院士語氣明顯地非常驕傲,她説「現在台灣癌症的治療技術已經是世界的Top level(前段班),很多癌症的研究和治療都不輸給別人」。

但是牆上掛著一張「安寧與緩和醫學」專科醫師的執照,也告訴我們,癌症的存活率並非百分之百,而彭汪院士也是台灣最早一批倡議引入安寧緩和醫學照顧癌症病患的醫師。

彭汪院士這時表情嚴肅的説「癌症沒有辦法治好的時候,就要想怎麽幫病人多做一點事情,讓他們舒服一點」,有些癌症到現在依舊是無藥可醫,而且患者到末期的時候,得要承受極大的痛苦,不但患者難以善終,對病人的家屬更是生理和心理上造成了莫大的負擔,彭汪院士指出「這時候為病人多做一點就很重要」,她强調説一個醫生只要為病人多做一點、多想一點,就不會有所遺憾。

在彭汪院士的心中,要當個「好醫師」最重要的就是「為病人多做一點」,這個對她而言是有切身之痛的,彭汪院士原本是四個兄弟姊妹,但是最小的弟弟因病早逝,不但促成了她後來走上行醫之路,也因為質疑當初的醫生如果「多做一點」,也許結果就會不一樣,這個觀念也就深深地烙印在彭汪院士的心中。

從臨床進入研究到享譽國際

彭汪院士被稱為是台灣「癌症治療之母」或者「癌症醫學之母」應該也不是浪得虛名,除了投身癌症研究六十年之外,她的成就也得到不少獎項的認同。

六十年代就獲得台灣早年的十大傑出女青年獎、沒幾年又獲得美國的亞瑟弗萊明獎、另外還有2008年的第一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

其中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更是特別。「全球傑出女科學家獎(For Women in Science)」是由萊雅集團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舉辦,為了鼓勵女性參與科學研究,從世界五大洲中選出優秀的女科學家,並在法國巴黎舉行頒獎典禮,是個受到全球矚目的盛典。

但因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萊雅也特別設立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來鼓勵台灣女性對科學領域的探索。在獲得了第一屆的獎項後,彭汪嘉康原本獲邀前往頒獎典禮與其他女科學家交流,但因為政治因素,最終未能順利成行。

對於十三年前不能踏上這個被形容為「女性諾貝爾獎」的舞台,會不會感到很可惜?彭汪嘉康一副雲淡風輕的表情笑笑地回答説,她很感謝萊雅所做的一切,當年因為政治的因素不能成行,雖然無可奈何,但榮譽是一樣的,而且翌年萊雅集團還是隆重地邀請她去巴黎領獎,所以她也非常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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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醫學有故事
「拿出成績就是對歧視與打壓最好的回答!」隱藏於彭汪院士嬌小身軀中的堅持與韌性,讓她達到令人望塵莫及的成就。

如前所述,萊雅集團的這個獎是表彰女性科學家的成就,也就是説,相比之下,女性科學家的成就遠不如男性科學家獲得認可和注意,彭汪院士也曾經經歷明顯的歧視。

例如當年負笈留美是為了精進自己的外科醫術,但是1950年代的美國,卻禁止非美國出生人士擔任外科、内科等一缐臨床醫師,只能擔任麻醉、病理之類的二缐醫師,即便是台灣第一位女性外科醫生的彭汪院士也不例外,而拿到病理醫師資格之後,原先錄用的醫院卻以彭汪院士即將結婚、無法配合醫院工作為由而撤銷了錄用協議。

彭汪院士認為對歧視女性行為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成績給他們看,不要一直説這個是歧視、那個是歧視,把成績做出來就是最好的回答」。

不知道當年那家美國醫院的「歧視」算不算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呢?因為隨後在師長的轉介之下,進入了美國衛生部下屬的公共衛生署擔任研究員、研究癌症細胞的染色體異變,從此進入了癌症研究領域、邁上了後來成為癌症研究專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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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醫學有故事
彭汪院士於NIH官拜上校,畢挺的軍服也遮掩不住她溫暖的笑容。

為台灣癌症研究奠定基礎

許多人會以為彭汪院士投入台灣的癌症治療研究是在1980年代末期,其實這個時間大概還要往前約莫二十年,當時的政府成立了簡稱國建會的國家建設研究會,邀請海外的華裔專家學者到台灣,為台灣的未來各項建設出謀劃策,彭汪院士當時就受邀返台與會,不但提出建言,更重要的是瞭解在癌症治療和研究上,台灣需要些什麽、能夠做到些什麽。

當年彭汪院士除了參加相關會議,也盡可能地訪問各地的醫院和研究機構,為如何在癌症研究遠遠落後先進國家的台灣勾勒出癌症治療與研究的藍圖,判斷要引進什麽樣的技術、尋找合適的國際專家學者,而且如何讓台灣發展屬於自己的癌症研究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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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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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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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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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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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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