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氣象、科學家》：「氣候書寫」最主要是因應劃清帝國內部各「自然區域」邊界的需求

文：黛博拉．柯恩（Deborah R. Coen）

氣候書寫的發明

一九○一年，奧地利科學院慶祝ZAMG（Zentral anstalt für Meteorologie und Geomagnetismus，中央氣象與地磁研究所）成立五十週年。慶祝活動是在科學院華麗的禮堂內以帝國氣勢的排場舉行。學院的名譽院長雷納大公（Archduke Rainer）致開幕詞後，將後續交給了自由主義派的教育部長威廉．馮．哈特爾（Wilhelm von Hartel）。

哈特爾有幸宣布了ZAMG一項雄心勃勃的新計畫：該機構積累五十年的觀測數據「將很快出現在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中，它將詳細描述我國如此多樣性之各地區的氣候，目的在於造福所有的人。」此計畫的宏圖，一方面在於實現對整個國家做出前後一致、有條理之描述的夢想，另一方面又要合理處理「各組成部分的多樣性」。本章將聚焦於這個主題。

這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計畫出版總計十七冊的巨著，其中每一冊，ZAMG都從教育部獲得二千克朗的補助金，大約等於帝國主要城市家庭傭人的年收入。在接下來的十八年裡（也就是哈布斯堡國祚最後的十八年），帝國科學院監督了前九冊的出版工作。時至一九一八年，教育部宣布將繼續出版剩餘的冊數，所持的理念依舊是展現王朝昔日的統一局面，即使已經頹滅。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年，奧地利共和國科學院出版了另外的兩冊。

諷刺的是，其內涵與羅伯特．穆齊爾在《沒有個性的人》第一冊（1930）中諷刺帝國過去歷史的精神不謀而合。儘管該計畫最初雄心勃勃，但是最終離「全面性」的理想仍有一段距離。其中名為《奧地利濱海領土》（The Austrian Coastal Land）那冊其實只談到的里雅斯特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談論卡尼奧拉的那一冊則因資金不足而放棄；有關布科維納的一冊雖然出版面世，但編寫期間卻無法參考已落入敵人手中的數據。論著摩拉維亞與西利西亞的那冊在一九一八年好不容易才擠出來，但波希米亞那一冊始終未能出版，這顯然是因為布拉格在一九一八年後，拒絕將資料交還給維也納。加利西亞因為觀測站的數量不足，因此也未能成冊。

顯然，整個計畫覆蓋的範圍並不齊整，並且偏向帝國的阿爾卑斯山地區，這點反映出該地區觀測網絡的密度較高、科學界對阿爾卑斯山的高度興趣，以及據稱在「邊陲地區」很難找到適合撰寫當地氣候狀況的在地作者（見表一）。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還是未能按照預計目標出版的最後壓軸，亦即「對整個奧地利氣候條件、特點、差異對比以及天氣模式的綜合概述」。

假設要著手撰寫這樣的一本巨著，專家得要分析大約四百個觀測站，以及大約二十四萬一千平方英里的數據，從布科維納的乾旱平原一直延伸到福拉爾貝格白雪皚皚的山峰，再到亞得里亞海沿岸的島嶼。那是迄今為止最具雄心的經驗性氣候學計畫。

正如朱利葉斯．漢恩常掛在嘴上，氣候其實是一種統計上抽象的東西。它與我們直接經驗的天氣有什麼關係呢？靜態的平均值，如何顯示出歸納這些平均值的動態過程呢？這些難題也構成了文體上的挑戰，也就是文本體裁的問題。文類（例如地圖集、旅行敘事或者自然書寫）可以讓人將新訊息加以分類和消化。它們提供的框架通常符合期待，但又足夠靈活以便適應新的目的。它們可以生成意義，所產生的效果「比文本的顯性內容更深刻、更有力。」

「氣候書寫」（climatography）一詞在一八一三年進入英文，並在一八三○年代為德文所採用（參見《牛津英語詞典》）。但是，由於長期的區域天氣數據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提供，因此當時還不是一種定型文類。一八○○年之前，沒有哪一個觀測網絡能存在超過二十年。氣候書寫基本上是奧地利、俄羅斯、印度和美國這些大陸型帝國的作為。

帝國的氣候書寫，最主要因應劃清帝國內部各「自然區域」邊界的需求應運而生，以此將各個區域間的經濟關係加以合理化並且整合。就像我們將在下文看到，如果要在變化持續發生的地方畫出邊界，其過程便需要關注多重尺度的現象。作為一種體裁，氣候書寫因此具有能讓局部─全體的相互作用及變化模式均清楚可見的潛力。

接下來要講述的環境書寫，便是這一文類發明的故事。《奧地利的氣候》（Climatography of Austria）是在地理學家尋求新的文體策略階段中所成形。美國地貌學家威廉．莫里斯．戴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在一九○四年主張，書寫現代地理學時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不能把地球單純視為「人類的家」，而應將地球當作最廣義之「生命棲所」。他建議將「本體書寫」（ontography）一詞用在地理有機的部分。

「本體書寫」將是對環境之生理反應的空間分布的紀錄。如果將其置於時間順序之中，它將變成「本體論」（ontology），記錄「對不斷變化之地球的有機反應順序」。氣候書寫是應對此一文體挑戰的另一種解決方案，而以羅伯．尼克森（Rob Nixon）的話來說，這種挑戰就在如何對「分散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環境變化「擬定並給與象徵性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