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氣象、科學家》:「氣候書寫」最主要是因應劃清帝國內部各「自然區域」邊界的需求

《帝國、氣象、科學家》:「氣候書寫」最主要是因應劃清帝國內部各「自然區域」邊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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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哈布斯堡王朝科學家之眼,我們得以返回那個時代,重探當時為了解決「奧地利難題」所發展的技術與理論,包括如何統整並發展出一套獨特系統,解讀並呈現奧匈帝國的特質——領土幅員廣大、地形差異甚廣,多民族多語言、結合了中世紀王國與現代法治的綜合政體。

文:黛博拉.柯恩(Deborah R. Coen)

氣候書寫的發明

一九○一年,奧地利科學院慶祝ZAMG(Zentral anstalt für Meteorologie und Geomagnetismus,中央氣象與地磁研究所)成立五十週年。慶祝活動是在科學院華麗的禮堂內以帝國氣勢的排場舉行。學院的名譽院長雷納大公(Archduke Rainer)致開幕詞後,將後續交給了自由主義派的教育部長威廉.馮.哈特爾(Wilhelm von Hartel)。

哈特爾有幸宣布了ZAMG一項雄心勃勃的新計畫:該機構積累五十年的觀測數據「將很快出現在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中,它將詳細描述我國如此多樣性之各地區的氣候,目的在於造福所有的人。」此計畫的宏圖,一方面在於實現對整個國家做出前後一致、有條理之描述的夢想,另一方面又要合理處理「各組成部分的多樣性」。本章將聚焦於這個主題。

這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計畫出版總計十七冊的巨著,其中每一冊,ZAMG都從教育部獲得二千克朗的補助金,大約等於帝國主要城市家庭傭人的年收入。在接下來的十八年裡(也就是哈布斯堡國祚最後的十八年),帝國科學院監督了前九冊的出版工作。時至一九一八年,教育部宣布將繼續出版剩餘的冊數,所持的理念依舊是展現王朝昔日的統一局面,即使已經頹滅。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年,奧地利共和國科學院出版了另外的兩冊。

諷刺的是,其內涵與羅伯特.穆齊爾在《沒有個性的人》第一冊(1930)中諷刺帝國過去歷史的精神不謀而合。儘管該計畫最初雄心勃勃,但是最終離「全面性」的理想仍有一段距離。其中名為《奧地利濱海領土》(The Austrian Coastal Land)那冊其實只談到的里雅斯特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談論卡尼奧拉的那一冊則因資金不足而放棄;有關布科維納的一冊雖然出版面世,但編寫期間卻無法參考已落入敵人手中的數據。論著摩拉維亞與西利西亞的那冊在一九一八年好不容易才擠出來,但波希米亞那一冊始終未能出版,這顯然是因為布拉格在一九一八年後,拒絕將資料交還給維也納。加利西亞因為觀測站的數量不足,因此也未能成冊。

顯然,整個計畫覆蓋的範圍並不齊整,並且偏向帝國的阿爾卑斯山地區,這點反映出該地區觀測網絡的密度較高、科學界對阿爾卑斯山的高度興趣,以及據稱在「邊陲地區」很難找到適合撰寫當地氣候狀況的在地作者(見表一)。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還是未能按照預計目標出版的最後壓軸,亦即「對整個奧地利氣候條件、特點、差異對比以及天氣模式的綜合概述」。

假設要著手撰寫這樣的一本巨著,專家得要分析大約四百個觀測站,以及大約二十四萬一千平方英里的數據,從布科維納的乾旱平原一直延伸到福拉爾貝格白雪皚皚的山峰,再到亞得里亞海沿岸的島嶼。那是迄今為止最具雄心的經驗性氣候學計畫。

正如朱利葉斯.漢恩常掛在嘴上,氣候其實是一種統計上抽象的東西。它與我們直接經驗的天氣有什麼關係呢?靜態的平均值,如何顯示出歸納這些平均值的動態過程呢?這些難題也構成了文體上的挑戰,也就是文本體裁的問題。文類(例如地圖集、旅行敘事或者自然書寫)可以讓人將新訊息加以分類和消化。它們提供的框架通常符合期待,但又足夠靈活以便適應新的目的。它們可以生成意義,所產生的效果「比文本的顯性內容更深刻、更有力。」

「氣候書寫」(climatography)一詞在一八一三年進入英文,並在一八三○年代為德文所採用(參見《牛津英語詞典》)。但是,由於長期的區域天氣數據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提供,因此當時還不是一種定型文類。一八○○年之前,沒有哪一個觀測網絡能存在超過二十年。氣候書寫基本上是奧地利、俄羅斯、印度和美國這些大陸型帝國的作為。

帝國的氣候書寫,最主要因應劃清帝國內部各「自然區域」邊界的需求應運而生,以此將各個區域間的經濟關係加以合理化並且整合。就像我們將在下文看到,如果要在變化持續發生的地方畫出邊界,其過程便需要關注多重尺度的現象。作為一種體裁,氣候書寫因此具有能讓局部─全體的相互作用及變化模式均清楚可見的潛力。

接下來要講述的環境書寫,便是這一文類發明的故事。《奧地利的氣候》(Climatography of Austria)是在地理學家尋求新的文體策略階段中所成形。美國地貌學家威廉.莫里斯.戴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在一九○四年主張,書寫現代地理學時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不能把地球單純視為「人類的家」,而應將地球當作最廣義之「生命棲所」。他建議將「本體書寫」(ontography)一詞用在地理有機的部分。

「本體書寫」將是對環境之生理反應的空間分布的紀錄。如果將其置於時間順序之中,它將變成「本體論」(ontology),記錄「對不斷變化之地球的有機反應順序」。氣候書寫是應對此一文體挑戰的另一種解決方案,而以羅伯.尼克森(Rob Nixon)的話來說,這種挑戰就在如何對「分散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環境變化「擬定並給與象徵性的形態」。

本章以兩位具有共同背景和興趣的人(小說家阿達爾貝特.施蒂弗特和地球科學家卡爾.克雷爾)在一八四○和一八五○年代,用文學風格語言表述「奧地利難題」一事作為開場。克雷爾在克雷姆斯明特中學就讀的時候比施蒂弗特早了七屆,在那時代,這兩人都對物理學的事業懷著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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