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氣象、科學家》:「氣候書寫」最主要是因應劃清帝國內部各「自然區域」邊界的需求

《帝國、氣象、科學家》:「氣候書寫」最主要是因應劃清帝國內部各「自然區域」邊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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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哈布斯堡王朝科學家之眼,我們得以返回那個時代,重探當時為了解決「奧地利難題」所發展的技術與理論,包括如何統整並發展出一套獨特系統,解讀並呈現奧匈帝國的特質——領土幅員廣大、地形差異甚廣,多民族多語言、結合了中世紀王國與現代法治的綜合政體。

文:黛博拉.柯恩(Deborah R. Coen)

氣候書寫的發明

一九○一年,奧地利科學院慶祝ZAMG(Zentral anstalt für Meteorologie und Geomagnetismus,中央氣象與地磁研究所)成立五十週年。慶祝活動是在科學院華麗的禮堂內以帝國氣勢的排場舉行。學院的名譽院長雷納大公(Archduke Rainer)致開幕詞後,將後續交給了自由主義派的教育部長威廉.馮.哈特爾(Wilhelm von Hartel)。

哈特爾有幸宣布了ZAMG一項雄心勃勃的新計畫:該機構積累五十年的觀測數據「將很快出現在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中,它將詳細描述我國如此多樣性之各地區的氣候,目的在於造福所有的人。」此計畫的宏圖,一方面在於實現對整個國家做出前後一致、有條理之描述的夢想,另一方面又要合理處理「各組成部分的多樣性」。本章將聚焦於這個主題。

這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計畫出版總計十七冊的巨著,其中每一冊,ZAMG都從教育部獲得二千克朗的補助金,大約等於帝國主要城市家庭傭人的年收入。在接下來的十八年裡(也就是哈布斯堡國祚最後的十八年),帝國科學院監督了前九冊的出版工作。時至一九一八年,教育部宣布將繼續出版剩餘的冊數,所持的理念依舊是展現王朝昔日的統一局面,即使已經頹滅。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年,奧地利共和國科學院出版了另外的兩冊。

諷刺的是,其內涵與羅伯特.穆齊爾在《沒有個性的人》第一冊(1930)中諷刺帝國過去歷史的精神不謀而合。儘管該計畫最初雄心勃勃,但是最終離「全面性」的理想仍有一段距離。其中名為《奧地利濱海領土》(The Austrian Coastal Land)那冊其實只談到的里雅斯特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談論卡尼奧拉的那一冊則因資金不足而放棄;有關布科維納的一冊雖然出版面世,但編寫期間卻無法參考已落入敵人手中的數據。論著摩拉維亞與西利西亞的那冊在一九一八年好不容易才擠出來,但波希米亞那一冊始終未能出版,這顯然是因為布拉格在一九一八年後,拒絕將資料交還給維也納。加利西亞因為觀測站的數量不足,因此也未能成冊。

顯然,整個計畫覆蓋的範圍並不齊整,並且偏向帝國的阿爾卑斯山地區,這點反映出該地區觀測網絡的密度較高、科學界對阿爾卑斯山的高度興趣,以及據稱在「邊陲地區」很難找到適合撰寫當地氣候狀況的在地作者(見表一)。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還是未能按照預計目標出版的最後壓軸,亦即「對整個奧地利氣候條件、特點、差異對比以及天氣模式的綜合概述」。

假設要著手撰寫這樣的一本巨著,專家得要分析大約四百個觀測站,以及大約二十四萬一千平方英里的數據,從布科維納的乾旱平原一直延伸到福拉爾貝格白雪皚皚的山峰,再到亞得里亞海沿岸的島嶼。那是迄今為止最具雄心的經驗性氣候學計畫。

正如朱利葉斯.漢恩常掛在嘴上,氣候其實是一種統計上抽象的東西。它與我們直接經驗的天氣有什麼關係呢?靜態的平均值,如何顯示出歸納這些平均值的動態過程呢?這些難題也構成了文體上的挑戰,也就是文本體裁的問題。文類(例如地圖集、旅行敘事或者自然書寫)可以讓人將新訊息加以分類和消化。它們提供的框架通常符合期待,但又足夠靈活以便適應新的目的。它們可以生成意義,所產生的效果「比文本的顯性內容更深刻、更有力。」

「氣候書寫」(climatography)一詞在一八一三年進入英文,並在一八三○年代為德文所採用(參見《牛津英語詞典》)。但是,由於長期的區域天氣數據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提供,因此當時還不是一種定型文類。一八○○年之前,沒有哪一個觀測網絡能存在超過二十年。氣候書寫基本上是奧地利、俄羅斯、印度和美國這些大陸型帝國的作為。

帝國的氣候書寫,最主要因應劃清帝國內部各「自然區域」邊界的需求應運而生,以此將各個區域間的經濟關係加以合理化並且整合。就像我們將在下文看到,如果要在變化持續發生的地方畫出邊界,其過程便需要關注多重尺度的現象。作為一種體裁,氣候書寫因此具有能讓局部─全體的相互作用及變化模式均清楚可見的潛力。

接下來要講述的環境書寫,便是這一文類發明的故事。《奧地利的氣候》(Climatography of Austria)是在地理學家尋求新的文體策略階段中所成形。美國地貌學家威廉.莫里斯.戴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在一九○四年主張,書寫現代地理學時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不能把地球單純視為「人類的家」,而應將地球當作最廣義之「生命棲所」。他建議將「本體書寫」(ontography)一詞用在地理有機的部分。

「本體書寫」將是對環境之生理反應的空間分布的紀錄。如果將其置於時間順序之中,它將變成「本體論」(ontology),記錄「對不斷變化之地球的有機反應順序」。氣候書寫是應對此一文體挑戰的另一種解決方案,而以羅伯.尼克森(Rob Nixon)的話來說,這種挑戰就在如何對「分散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環境變化「擬定並給與象徵性的形態」。

本章以兩位具有共同背景和興趣的人(小說家阿達爾貝特.施蒂弗特和地球科學家卡爾.克雷爾)在一八四○和一八五○年代,用文學風格語言表述「奧地利難題」一事作為開場。克雷爾在克雷姆斯明特中學就讀的時候比施蒂弗特早了七屆,在那時代,這兩人都對物理學的事業懷著抱負。

克雷爾日後創建了ZAMG,而施蒂弗特在追求科學志業的過程遭受挫敗後,改而建立一個文學傳統,一個以自然界為軸心的舞台。我們將看到克雷爾和施蒂弗特如何各自磨練出一種書寫風格,也就是對於「小東西」的關注,比方從昆蟲的行為到苔蘚的形態,再到氣壓的波動等等,但其論述的目的在於闡明這些「小東西」在帝國以及宇宙間的重要性。

接著,我們將探索氣候書寫此一意在解決哈布斯堡王朝尺度問題之文類的發展。為此,此種書寫一共動用了四個主要觀點:來自中央觀測站(記錄大氣現象進入和離開觀測視野時的情況);中央觀測員(從上俯視整片地表大氣現象所產生的影響);在地配合之觀測員(他們一起將目光投向天際);以及在全國疆域內移動之個別測量員(或機械地或感性地記錄了大氣現象)。

宇宙書寫的傳統

但是,首先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什麼不算氣候書寫?」。古代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宇宙書寫」(cosmograph)都是融合描述環境物質特徵與人文特徵的一種文類。最近的學術研究認定文藝復興時期的宇宙書寫是受烏托邦理想鼓舞、具深刻人文主義和豐富想像力的文類。就像古代希臘羅馬的先例一樣,它既是自然史,又是民族誌,並且常常採用敘述形式。

到十六世紀末,宇宙書寫實際上已經「消解」了:數學製圖學、天文航海、水文學和大地測量學(geodesy)等學科從描述性地理學、民族學和自然史等學科中脫離出來,前一類成為運用數學的「宇宙書寫者」,後者則可歸入「紀事者」(chronicler)的範疇。

此後,以數學性和描述性模式來呈現環境的方法,其間的距離是越來越遠了。到了十九世紀末,人文科學設法定義自己的方法,以此表示與物質科學的方法不同,但氣候書寫打破了這一走向,並在詮釋和理解、事實和價值之間打破了日趨嚴格的區分。它試圖用文字和圖像來表示某一地區之氣象測量對其居民的意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國、氣象、科學家:從政權治理到近代大氣科學奠基,奧匈帝國如何利用氣候尺度丈量世界》,麥田出版

作者:黛博拉.柯恩(Deborah R. Coen)
譯者:翁尚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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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人類理解世界的歷史,關鍵在於尺度】【氣候變遷議題,及時之作】
科學史博物誌最高榮譽「輝瑞獎」二〇一九年得獎作品

早在十九世紀的奧匈帝國,人們就為了是否該禁止森林砍伐、如何研究「氣候」等議題爭吵不休,
在那個沒有高速運算計算機、沒有電腦模擬的時代,
科學家、政治家與一般常民,是如何感受與處理這些似乎切身相關、但實際上卻難以捉模的問題?

而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國—王國科學家」社群裡,其中有邊緣的孤獨一匹狼、有備受帝國統治階級重視的佼佼者、有長袖善舞的政治兼博物學者,
「他們」大多具有相似的背景與特質,這些人如何發展出獨特的尺度概念與視覺工具,
既要服務於跨民族的帝國統治志業,又必須一步步推進科學發展,同時調解可能無時不刻纏繞內心的矛盾——如何看待自身與自然世界之間的拉扯?

【內容簡介】

奧匈帝國二元性與「奧地利問題」
有別於海洋帝國與占據海外殖民地的國家,歷史學家很少關注十九世紀歐亞陸地帝國產出知識的地理學。但奧匈帝國廣大疆域的高度差異性,驅使人們投身於帝國治理與科學創新的志業,包含建立觀測站運用觀測數據、視覺化繪圖技術的演進、推動動力氣候學發展、透過植物遷徙進行觀測、有關森林砍伐對氣候影響的大辯論等,哈布斯堡王朝樹立了廣義上大氣科學史的重要里程碑,也從而讓一般民眾意識到「氣候」的重要性。

透過哈布斯堡王朝科學家之眼,我們得以返回那個時代,重探當時為了解決「奧地利難題」所發展的技術與理論,包括如何統整並發展出一套獨特系統,解讀並呈現奧匈帝國的特質——領土幅員廣大、地形差異甚廣,多民族多語言、結合了中世紀王國與現代法治的綜合政體。人們無不苦於探尋或發明新的著力點、研究手法與建立新的機構(如「中央氣象與地磁研究所」〔Zentral anstalt für Meteorologie und Geomagnetismus,簡稱ZAMG〕),處理氣候與人類、社會與帝國之間的關係與象徵意義。

關鍵運作邏輯:尺度縮放的問題
書中細膩地展現了氣候議題的複雜程度。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代氣候科學是尺度(scale)縮放的產物,這種多尺度、多因果的框架,早在現代電腦與衛星科技出現前即已相當成熟。然而,出乎人們的刻板印象之外,這些過程不僅是知性的,作者更敏銳地指出這個過程亦是感性、熱情的、與美學相關並同時是社會性的,帶有深刻的政治意涵。而這也對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尺度概念與角度來思考現今人類面臨的氣候危機與應對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觀點。如同書中強調,任何人類的集體行動都取決於我們管理所謂的「規模擴張的情感工作」,即如何理解、應對氣候變化所產生的內在反應。

尺度的縮放調整必然導致情感的重新校準,如果我們能夠展現哈布斯堡王朝氣候科學家的獨創性,我們或許也就掌握改變現狀的機會。

【本書特色】

1. 橫跨不同學術領域的成熟之作:揉合帝國政治治理、科學典範創新,並且把「科學人」拉回放置在歷史研究核心
廣大帝國的多元治理疆域x開創氣候研究的新尺度x帝國的先驅科學家=醞釀創新的風暴

2. 提出獨特的研究概念——「尺度」
我們的生活本來就不停擺盪在大尺度與小尺度之間,像是個人如何影響整個社會?世界的變化,又會在哪些看似最無關的地方產生影響?
在不斷探問「何為大?何謂小?」的過程中,不僅能重新思索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也更根本性地挑戰「尺度」概念,反轉、顛覆我們的平日思維。

3. 研究材料多元豐富,深度刻畫當時的科學社群
作者柯恩有著深厚的物理學背景,另外也大量直接使用德語、中東歐語系的當地文獻紀錄,更取得多位書中主角(科學家們)的實際日記、手稿、通信等第一手珍貴資料,不僅構築起當時奧匈帝國氣候/科學研究的架構全覽,更讓當時科學家的身影與所思所想,立體血肉鮮活了起來!

4. 獨樹一幟的「帝國史」
從科學研究、科學家的視角,了解奧匈帝國此大陸性帝國運作的象徵性憑藉、運作組織與背後深層的政治經濟邏輯。

5. 具當代政治行動意涵
當今面臨全球氣候變遷的嚴峻挑戰,環境、能源問題都是眼下燙手山芋的政治、甚至關乎地球生物存續的議題。
然而這些從來不是新問題,十九世紀奧匈帝國的科學研究方法與思考架構,能帶來什麼樣的人文視野,帶給我們新的政治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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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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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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