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師稱「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沒有被認真統計」遭開除,這說法有錯嗎?

中國教師稱「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沒有被認真統計」遭開除,這說法有錯嗎?
Photo Credit: 村瀬守保@Wiki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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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把對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討論,說成是「否認南京大屠殺」,這本身就是「扣帽子」。這件事上,中國還表現了其雙重標準。

說「中國沒有認真統計南京大屠殺死亡數字」有錯嗎?

日前,中國震旦職業學院教師宋女士,因在課堂上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錯誤言論」而遭學生錄音舉報,最後被學校開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告密」學生又被人起底,據說其手機遭到騷擾電話和簡訊。官方媒體同聲譴責宋老師,《環球時報》也力撐學生是「吹哨人」。剛剛退休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則唱反調,認為這件事應該「留在校園内處理」。有關此事的爭議尚未平息。筆者專門討論其中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學生行為是否屬於「告密」。

首先需要指出,舉報的學生在社交媒體中放出的最初錄音版本是剪輯版本,把所有話都截頭截尾,斷章取義,居然演繹成宋老師「否認南京大屠殺」了。

幸虧後來有人放出視頻完整版,還有人翻譯為逐字稿。該老師一開始就說了「當年日軍確實在南京做了反人類的行為」,接下來就主要討論中國缺少紮實的數據統計,說南京大屠殺死了30萬人,都不知道是誰死了,「沒有認認真真、仔仔細細嚴謹地去研究30萬人的姓名和他們的身份證號」,以致30萬數字的說服力不足。

她又以德國對被屠殺猶太人的嚴謹統計做對比,認為政府有責任把「30萬人名字都統計出來」。最後,她還認為,在說到南京大屠殺時,「不應該永遠去恨,而應該是去反思一下戰爭是怎麼來的,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比這個完整版,不難得出結論,宋老師並沒有「否認南京大屠殺」,嚴格意義上甚至沒有「否認30萬死亡的數字」,只是「遺憾」這個數字沒有嚴謹的記錄去支持,受到質疑。

她的說法並非沒有可以爭議之處,比如她說到要研究「身份證號碼」,但1937年當時根本沒有這個東西。比如她說「30萬人是從一個人的筆記裡面大概估計的……解放之後,中國歷史學家找了其中一個人的話語,30萬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事實上也並非如此(見後)。

比如她說「有學者根據這個數位去統計,根據有名有姓的,都沒統計出來幾千個人」,事實上,統計出一萬多人的姓名,不只幾千個。而且,也不能說必須把30萬人的名字一個不漏地找出來才能說死亡30萬。

儘管存在這些細節上的毛病,但舉報者的剪輯版本把個別說話抽出來,造成「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印象,完全曲解了宋老師的意圖,用心險惡。在完整版視頻中也有偷錄者的對話,有說「可以放在微博上」(已經有計劃了),有說「舉報後有50萬」 (難怪),當聽到最後宋老師說「戰爭是怎麼來的」,更如獲至寶地連聲說「可以可以」,再加上幾聲猥瑣的笑聲。那種告密者見獵心喜,得意洋洋的樣子,沒看到也能想象得到。簡直是金庸小說《鹿鼎記》下那個告密製造「莊廷鑨明史案」的吳之榮翻版。

有人認為,宋老師說這番話的地方是課堂,是公眾場合,所以不是什麼「告密」。這點不能成立。

大學課堂雖然不能簡單地視為「公眾場合」。它是在特定地方,只有特定資格的人才能參加,為了教育目的的場地。大學課堂不是公開課,不是所有人都能進入的,必須是這所學校的老師和學生,也必須修讀了這門課,才可以參加。老師進行授課,也不是對一般公眾發表演講,而是面對特定對象,以教育為目的。正如在公司内部的總經理對下屬的講話,不是公眾場合一樣。這和一個人在大街上演講,在網絡上直播等完全不一樣。

更何況,社會一般認同,在高等教育學院教育,不同於小學中學。如果說在小學中學面對未成年人,教育必須按照大綱要求,教社會(政府)准許你教的内容的話,那麼在大學課堂,尺度應該放寬,因為大學是一個「思想自由的地方」(當然與中國的實情有出入)。

而且在大學的上課内容是有知識產權的。比如在美國,學生默認不能錄音錄像,有學生怕聽不清楚,希望錄音,原則上要先徵求老師的同意。

因此,這種偷錄大學課堂内容再擺上網的行為,不是什麼「舉報」,而是徹頭徹尾的「告密」。

至於什麼「吹哨人」的說法就更無恥了。何為「吹哨」,是因為指有的東西不能說出口,只能用隱晦的方式發出「哨聲」警示。因此「吹哨人」這個詞,是專對公權力機關而言的,因為公權力機關有「鐵拳」,「吹哨人」是要冒風險的。對一個無權無勢的普通老師,還用得著什麼「吹哨」?正如在學生的對話中也清楚指出,他們的告密不但沒有風險,還有好處,能有「50萬」,是不是真有這麼多不知道,但「告密費」很可能是存在的。

那麼學生如果對老師的課堂内容有意見,是否就不能行動。當然不是,學生有權向老師當面提出質疑,可以在課堂上辯論。同時,學校也有機制處理學生的投訴。這點我倒是同意胡錫進所言,可以「留在校園内處理」。

很不幸地看到,正如很多中國網友指出的那樣,這種無底線的「告密」被中國政府所鼓勵,中國一邊進行「高科技數字監控」,一方面對傳統的「低科技人肉監控」也念念不忘。

第二個問題,宋老師發言中的核心問題是否有錯?

前面指出了,宋老師的一部分說法是不準確的,但在核心問題上,即說「中國在南京大屠殺上缺少紮實的數據統計」沒有錯。

南京大屠殺死了多少人?中國的標準說法就是30萬。那麼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呢?

中國現在的主流說法一定會提到,30萬的數字是經過戰後的遠東法庭和南京法庭認定的。在遠東國際法庭裁決書上有:「事後估算,在日本開始占領的六星期内,南京和其周邊被殺的平民和戰俘超過20萬。這個估計並沒有誇大,各種埋屍隊和其他組織所埋葬的屍體的總數已經超過15萬5000件……這些數據還不包括那些被焚燒和被抛入揚子江或被日軍以其他方式棄置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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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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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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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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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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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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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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