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下):感謝中國倒向蘇聯,否則美國應該不會幫助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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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當今落戶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當成一個自1949年以來才出現的政治實體,那麼我們可以腦洞大開的說,中華民國的國父是毛澤東——因為要是中國不向蘇聯一邊倒,美國可能就真的身心清淨方為道,愉快的拋棄蔣介石了。
這些文字,都是沈志華畢生的心血,是他抱著檔案文獻埋頭研究的成果。讀完此書,再讓我們配上其他人的研究重新看待台灣的戰後發展史。
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美國願意把蔣介石從核廢料處理中心撿回來奉為上賓的呢?答案就是《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
當白宮確定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後,強化第一島鏈的防務就是沒有什麼需要商量的必要之舉(May,1973;Park,1983)。否則如果回到歷史的現場,1949年的台灣其實基本上差一點就要成為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1949年的台灣,真的是風雨飄搖
根據吳聰敏(1997)的研究,台灣戰後年通貨膨脹率是676.1%。在1946年年末,政府發行的貨幣量不過53.3億台幣,到了1949年徐蚌會戰打完,解放軍如火如荼的發動渡江戰役時,台灣省政府就已經喪心病狂的在島內撒了5270億左右的舊台幣(Li,2005)。
按照這種竭澤而漁的討海小技巧,民怨在1947年已經發爐一次,難保不會再多發爐幾次。要是只單純依靠國民黨自己的力量,別說反攻大陸,會不會再來一次「槍在手,跟我走」的戲碼,政府自己都不敢信心滿滿的拒絕這種可能。為了防止自己被打土豪,國民黨搶先在台灣打了土豪。
國民黨之所以可以在台灣進行成功的土地改革,當然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蔣介石在戰後罹患了嚴重的共匪PTSD,基本上黨內和軍隊的組織結構都被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古拉格大清洗。
在軍隊中,蔣介石讓原來的內戰軍閥靠邊站(白先勇的父親等一批桂系將領來台灣之後就沒事做了),黃埔嫡系掌大權;在政治上,CC系出局、政學系下馬、金融幫(孔宋家)高高晾起,我們的委員長在台灣當島主時才真正體會到了做領導人的快樂。
以前在國共戰場上一下子軍統和中統鬧不和、一下子何應欽和湯恩伯有不愉快、一下子叫不動衛立煌、一下子請不動傅作義。桂系和晉系聯合作亂、滇軍和川軍不聽指揮、馮玉祥和馬步芳一起洗臉中央、杜聿明和孫立人矛盾重重......如果說治大國如烹小鮮,當年的蔣介石不是洗手做羹湯,而是洗手做東北鐵鍋大雜燴。
原本委員長以為四海之內會「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結果根本沒人聽他的號令。這讓蔣介石來到台灣後出現了很多過激的措施。基本上白色恐怖就是蔣介石蔣介石PTSD的直觀體現。但威權主義確實收到了效果。在警備總部面前,很少有人會拿自己的命來開玩笑。
燕子不歸春事晚,一汀煙雨杏花寒。雖說陳誠打了一堆黃四郎的土豪,但國民黨畢竟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在實施耕者有其田時有充分照顧到地主的情緒。就算平均每個承領農戶可以獲得0.7甲的耕地,但其實國家只徵收了14萬甲的田,占當時出租耕地總數的56%,受影響的個人地主總戶不過區區14%(廖國豪與瞿宛文,2015)。
這正是美國所希望看到的,他們認為台灣必須保持穩定。改革當然可以改革,但我大美利堅正在前線和志願軍打仗呢,台灣可不要莫名其妙就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了。

1950年代的美國對台灣就只有一個要求:乖,別亂
既然要台灣倉廩實而知禮節,美國就必須拿出真金白銀來安定台灣的經濟。台灣1949後的穩定主要就來自兩個原因:第一,美援;第二,土改。
美援,可以和銀行體系的重整與美日外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進入放在一起看;土改則與政治改造相關。國民黨對本省精英的全面鎮壓,從物理意義上防止共產思想蔓延的可能,同時重塑了台灣的既得利益結構,變成一種「中央—地方二重侍從主義」(朱雲漢,1989;陳明通,2001)。
也就是說,當毛澤東和他的志願軍在朝鮮半島與美軍進行親切友好的學術交流時,在台灣的國民黨也沒有閒著。他們透過美援與土改初步拯救了原本已經準備出殯的中華民國。
按照吳聰敏(1997)的說法:「1950年開始,面臨中共武力的威脅,台灣幾乎所有的資源都投入國防,財政赤字擴大與貨幣發行的壓力有增無減。1949年6月的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不可能減輕財政赤字,也不可能降低物價膨脹的壓力。韓戰爆發後,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尤如及時雨,台灣的財政赤字壓力減輕,台灣銀行逐漸可以控制發行量,物價因而穩定下來。」
說到美國,當美國終於決定支持台灣時,慷慨也是真的慷慨。雖然1949到1959年間台灣得到的美援總數不及韓國(28億美元)與日本(25億美元),只拿到了17億左右。但是,台灣收到的人均軍事援助額是206美元,而經濟援助額則是181美元,這比韓國與日本的平均都還要高,屬於重點保護對象(Lee and Chung, 2014)。後來台灣能夠發展經濟,邁向正軌,美國的援助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1950年時,國民政府的財政赤字占總支出的19%,1951年縮小到13%,1952年剩下2%,1953年就實現了3%的財政盈餘,實現華麗轉身(Makinen and Woodward, 1989)。從1953到1960年之間,美國大手一揮,批准了64億新台幣加上3.1億美元的貸款,其中大部分被台灣拿去做基礎設施建設(Lee and Chung, 2014)。要是沒有美援,台灣很可能要把鵝城的稅收到90年以後才能打平國民黨的資產負債表。
民團緊盯菸防法公告前準備工作,籲完善健康風險評估與申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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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法修正案雖三讀通過,然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民團表示將含淚監督,呼籲政府重視健康風險評估以及申報機制等配套措施,以維護國人健康。
逾十數年未修的菸害防制法,歷經5次立院朝野協商,總算在本月12日通過三讀,達成加熱菸載具嚴管、禁絕加味菸、圖文警示提升至50%、校園全面禁菸等重大變革,確立台灣朝禁止電子煙、嚴管加熱菸方向前進。為呼籲政府重視健康風險評估等各項配套措施之落實,確實維護國民健康,全國家長會長聯盟、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及董氏基金會等台灣拒菸聯盟團體也緊急在農曆年前召開記者會提醒政府,新法中,包括「類菸品」、「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等用字模糊不清,等於讓主管機關留有很大「空白授權」空間。法令正式公告前,務必審慎進行把關。
健康風險評估:一套評估安全容許濃度的健康科學
健康風險評估屬於一門攸關人體健康的系統性風險管理,目的在於決定如何管制醫藥品、食品、化粧品、農藥、生活及職場環境中存在之化學物質最大殘留濃度(Maximum Residue Level, MRL),亦即安全容許濃度,以建立危害人體健康之風險及效益分析(risk and benefit analysis)。健康風險評估的建立原因,通常是體系中出現了過去不曾經歷或不曾被發現的新有害物質,台灣過去較知名的健康風險評估建立經驗,包括塑化劑食品事件、含萊克多巴胺之美牛與美豬開放事件、日本福島食品等事件等。
訴諸科學證據,健康風險評估乃為國人把關的重要關鍵
健康風險評估之所以重要,在於講究科學證據,為爭議政策提供最核心的決策基礎。較著名的健康風險評估應用,是在2011年台灣發生的塑化劑食品安全事件,起因為部分食品上游原料供應商在常見的合法食品添加物「起雲劑」中,使用廉價的工業用塑化劑(非食用添加物)以撙節成本。最終,衛福部提出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數據,由國內各領域專家於2011年6月21日達成初步共識,比照歐盟標準,依據科學證據針對5種常用塑化劑,定出每人、每日、每公斤體重容忍值〈TDI〉,例如DEHP容忍值為50微克、DBP容忍值為10微克等。
2020年8月28日,總統蔡英文宣布開放萊克多巴胺(瘦肉精)豬肉及30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即表明政策決定絕對不會以國民健康作為交換,而是以在科學證據累積充分的情況下,政府已經做好完整的國人風險評估及配套措施,確保食品安全及豬農生計不受影響的前提下所做出的決定。
美豬健康風險評估,涵蓋不同層面之敏感族群
含萊克多巴胺之美國豬肉進口爭議長達15年,主要爭議則在於國人飲食習慣與他國不同,畢竟豬肉在華人飲食料理中是相當廣泛使用的食材。以2019年為例,美國單人每年平均吃下近24公斤豬肉;台灣則為39公斤。此外,國人比外國人嗜吃內臟,尤其坐月子中的婦女等,專家因此呼籲應該針對國人飲食習慣,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等高風險族群,進行健康風險評估。食藥署最終委託成大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完成「108食用肉品暴露萊克多巴胺之健康風險評估報告」,特別針對不同年齡層民眾、敏感族群進行分析,包括小孩、幼兒、青少年、成年人、老人以及育齡與正在坐月子的婦女,進行針對豬萊克多巴胺的殘留容許量標準,方才消除各界疑慮。
必須重視在地證據 台灣人基因易感性也必須納入評估
除客觀環境因素,跨人種的易感性基因差異也是健康風險評估的重要環節,畢竟人種基因可能導致受化學成分影響程度產生差異。近期著名例子,在於國健署所提出近五成台灣人患有酒精不耐症(Alcohol Intolerance)基因缺陷。酒精不耐症是一種先天的基因缺陷,導致人體內缺乏乙醛去氫酶(Aldehyde Dehydrogenase, ALDH2),無法正常代謝酒精轉化成的乙醛。前國健署署長王英偉在任時即指出,台灣人酒精代謝基因缺陷機率高居世界第一,飲酒將大幅提高罹患癌症的機率,重度飲酒者得到食道癌的風險甚至可高達50倍,因此呼籲台灣人飲酒習慣不應比照外國標準。
2018年政府針對新型庫賈氏症提出的「美國進口牛肉相關產品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即考慮人種易感性基因型分佈的差異,並根據國家攝食資料庫公告之細項食物攝食量計算國人食用美國牛肉的潛在健康風險。而過去由國家衛生研究院、中研院領導之台灣肺癌遺傳流行病學研究團隊,也陸續找出數種肺癌的易感基因(predisposing gene),包括第10號染色體的 VTI1A、第6號染色體的ROS1-DCBLD1和HLA class II、第5號染色體的TERT、第3號染色體的TP63等都是易感的基因位點,都可能因為空污、菸害、職場環境提高罹癌機率。
加熱菸內含多種新化學物質,政府應召集跨領域專家協助審查
根據董氏基金會提供資料顯示,2020年沙烏地阿拉伯的學術機構研究發現,加熱菸產生的氣霧 (aerosol) 中,共含62種化學物質;其中丁二酮(diacetyl)、乙酰基丙酰基(2,3-pentanedione)、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iethylhexyl phthalate )等。董氏基金會因此曾提出質疑,加熱菸還有多少化學物質未被揭露?如何擴散?需要更多證據予以驗證。
以歐盟為例,要求菸商必須於申請新興菸品產品上市前,提出詳盡的檢驗報告,方才能予以核准。訴諸科學證據需要體系的建立,畢竟連國健署署長吳昭軍都在菸防法協商現場都承認,確實國健署連其他國家怎麼進行健康風險評估都不清楚。
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祕書長郭斐然呼籲,因應加熱菸之特殊性質,必須建立指定菸品之健康影響評估,此外也應同步修正「菸品資料申報辦法」,增加應申報項目。郭斐然指出,依據國際的經驗及資料,加熱菸菸草柱的添加物一直成謎,尤其是添加物的相關毒性資料是否完備,政府是否已掌握這些資料並要求菸商要如實申報,同時政府是否具有查核的能力?專家也指出,新興菸品必須在研究上需要更多時間累積數據,除了參考國外研究外,台灣自己應該要對新興菸品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一旦有了風險評估,才能衡量這些菸品的危害加以把關。
林奕華呼籲:盼國健署勿忘為國民健康把關的初心
儘管國健署草案由原先電子煙、加熱菸雙禁改為後來一禁一開的版本,對雙禁陣營造成巨大打擊,但是林奕華委員依然想提醒各界:反制菸害對國民健康所造成的影響,才是這次修法的主要目標,也呼籲國健署、各黨立委,即便在修法完成後,也毋忘修法初衷,繼續為國民健康把關。她更進一步表示,無論結果如何,菸害防制還是要以教育為本,才能達到從源頭阻絕菸品對年輕世代的傷害,這也是她會持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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