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威利《地景》:「帝國地景」與後殖民理論

約翰威利《地景》:「帝國地景」與後殖民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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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是文化地理學的核心主題,過去三十年是這個領域前所未見的豐盛時期,迸生了一連串影響深遠的地景解讀。本書首度匯集這些原本彼此分離的地景研究傳統於一處,以批判的視角綜合檢視。

文:約翰.威利(John Wylie)

4.5 地景、旅行與帝國主義

4.5.1 「帝國地景」與後殖民理論

麥特里斯(Matless, 1998)贊許地引用的視覺理論家米契爾(W.J.T. Mitchell, 2002 [1994b]),是影響深遠的論文集《地景與權力》(Landscape and Power)的編輯。米契爾在論文集的簡短導論,以及緊隨其後的〈帝國地景〉一章中,羅列了一連串地景研究與地位的重要宣稱和議程。他首先寫道,「本書的目的是將『地景』從名詞改為動詞。本書要求我們思考地景時,不要將地景當成被觀看的物體或被閲讀的文本,而是當成塑造社會與主體認同的過程」(Mitchell, 1994b, p.1)。

以動詞(「造景」)來思考地景,涉及到以行動、活動和操演等語詞來描述地景:地景是操作,造景是去某事,所以地景不只是惰性的「事物」、被觀看的客體,或中立的背景。米契爾認為,這個視角會立刻超越並包含先前地景研究的藝術史典範;包括地景意象的傳統美學沉思,以及地景象徵主義的脈絡、圖像與歷史閱讀(類似柯斯葛羅夫與丹尼爾斯(Cosgrove and Daniels, 1988)提出的「地景圖像學」)。據此:

《地景與權力》旨在吸收這些取徑,形成更綜合性的模型,不只探問地景「是」什麼或「意味著」什麼,更要問地景什麼,以及如何作為文化實踐而運作。我們認為,地景不僅僅是表意或象徵化權力關係;它是文化權力的工具,也許甚至是權力的能動者。

(Mitchell, 1994b, p.1)

地景唯物論和圖像取徑的追隨者,可能想要質疑,這裡所暗示的「僅僅是表意」和作為「權力的能動者」之間的區別,因為這個領域已有太多著作試圖說明再現的動作(譬如描繪地景),如何以各種不同形式,無可避免地連結到權力的運作。但是,米契爾也想強調這一點,他進一步主張,地景作為積極的能動者,「必須追蹤地景抹除自身的可讀性,並將自身自然化的過程」(同前註)。

因此,我們又遇到了已經熟知的、從財產權(Berger, 1972; Williams, 1985; Daniels, 1989)、視角(Cosgrove, 1985)和意識形態(Mitchell, 1998)來說明地景的觀念,亦即地景是對於世界的凝視或再現,卻裝扮為「客觀的」、「權威的」、「精確的」、「現實主義的」等等,實際上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騙術。米契爾論點的獨特性,可能在於他根據過程運動來理解地景的程度。

地景是動態的媒介,我們在其中「生活,移動,並擁有我們的存在」,但它自身也是在不同時間與地點之間移動的媒介。地景美學的常規討論,依據的是固定的類型(崇高、美麗、如畫風景、田園),固定的媒體(文學、繪畫、攝影),或是作爲視覺冥想或詮釋客體而固定的場所,相反的,本書選編的文章檢視了作爲交換媒介、視覺挪用位址,以及認同形構焦點的地景,以何種方式循環

(Mitchell, 1994b, p.1)

某種意義上,米契爾只是提倡新的跨學科地景取徑,援引視覺和批判理論的洞見,橫跨了藝術史、英語文學等傳統領域,來捕捉更豐富而靈活的地景意義。同時,這裡的核心觀念是地景會旅行:不只是物質地景的直接運輸,更是價值、信念和態度,它們在特定的地景實作和「觀看之道」中運作或出現,可以視為在空間和時間中遷移。這種觀念在米契爾自己撰寫的實質章節(不同於編者的綜述)裡佔有核心位置。他寫道「地景是與歐洲帝國主義有所關聯的特殊歷史形」(1994a, p.8)。

(中略)

通常認為帝國主義指的是,為了征服和支配而進行的政治、經濟與軍事計畫,但許多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批判寫作,也將帝國主義視為思考方式,是一組複雜的態度,通過它們在藝術、文學、科學、學術寫作、媒體等的表現和再生產,來維持歐洲及隨後的西方凌駕其他文化的優越性感知、對自身統治權利的信仰,以及自己擁有基本真理和洞見的信念。

換言之,若提出相當直率的初始陳述,多數歐洲和西方的科學、知識和藝術實作,可以理解為在某些方面助長且反映了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論述。因此,歐洲人──像是旅行家與探險家,以及官員、軍人、殖民者與移民、貿易商與朝聖者──對於非歐洲地景的藝術、文學與科學再現,連同許多其他文化形式,可能被視為一般「帝國主義論述」的一部分而受到批判檢視。然而,重要的是強調,這不是將某些地景簡化為「帝國主義的」。誠如米契爾的闡述,地景

不會被理解為……只是邪惡帝國設計的工具,也不是由帝國主義特意導致的……將地景看作帝國主義的夢工」(dreamwork更為有利,從其起源的中心點展開自身在時間與空間中的移動,再折疊回到自身,以同時揭露完美帝國前景的烏托邦幻想,以及未解決矛盾與未鎮壓抵抗的斷裂影像。簡言之,提出地景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並非提供一個演繹模型來確定兩者的意義,而是為了激發探究。

(Mitchell, 1994a, p.10)

文化地理學對地景與帝國主義之間關係的追問,有許多關鍵元素,可以從這段引述表達的觀念中提煉出來。首先,學界普遍接受地景獨特的歐洲性格。如米契爾所言,其「起源的中心點」作為藝術類型、再現模式,以及觀看與感知世界的特殊方式,被認定是義大利文藝復興視角、感知與主體性之新理解的發展(Cosgrove, 1985)。標準的地景藝術史,描述了歐洲內部獨有的國家地景品味的演變:十七世紀古典的荷蘭地景、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如畫風景的英國地景、十九世紀德國的浪漫主義地景等等。

其次,這裡的追問聚焦於地景如何旅行,以及這種移動對於地景、認同感,以及旅行本身的意義與意圖的理解,有什麼涵義。第三,就「完美帝國前景的烏托邦幻想」而論,許多文化地理學家的重要關切,在於說明某些理想的歐洲地景形式,如何用於刻畫、挪用和評斷非歐洲的場景。地景中秩序與比例的古典審美觀念,以及諸如如畫風景、田園、崇高等地景美學類型,都被歐洲旅行家和殖民者當作理解、評價、棲居和認識非歐洲地景的手段。

最後,至於「未解決矛盾與未鎮壓抵抗的斷裂影像」,許多作者試圖強調,帝國主義者渴望單純輸出、投射和施加認識論與美學價值,連同凝視和再現的歐洲標準,但它們其實從未完全實現——換言之,殖民或帝國的處境,總是已經非常複雜,是斷裂且混雜的「接觸地帶」(Pratt, 1992),地方與原住民知識和實作不斷在此交織,擾亂著歐洲的帝國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