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2032年的NGO前景，不如談談此刻的NGO生態變化

文：嚴婉玲

要談2032年的NGO前景、展望。老實說，我沒辦法預測10年後的世界，但我相信10年後的世界也是累積出來的，如果2032有核電事故，也會是這些年我們做出了不讓核電退場的選擇。不如談談我此刻觀察到的NGO生態變化吧。

循此邏輯，要寫現在，得先花點篇幅回望過去10年，NGO生態發生了什麼事，定位之後，才能再繼續往下。正文開始前也得先說明，本文主要指涉倡議類型的非營利組織（NGO），不包括提供個案服務的社福型NGO。

回望2012－2022

斷點切在2012並不代表此前沒有發生重要事件，只是因為取用10年的尺度。不過，2012確實也發生不少事，包括反美牛、反旺中媒體壟斷運動等等，加上前後幾年延燒的議題如2010年的大埔事件，到2014年反服貿運動及其之後的政治、社會變動，解嚴前後開始蓬勃發展的老牌社運團體的確在過去10年面臨新局。

反服貿運動其實一直到2013年底都還乏人問津，只是在2014年學生衝進立法院後，當時的政治情勢讓學生有機會可以持續待在議場，讓議題發酵終而引發反中浪潮，造就了一場50萬人上凱道的嘉年華。決定了接下來幾年的政治走向，也帶出新一代投入政治的學運青年。但這些成果可以說影響在個人身上多而回饋到議題少。運動結束後，NGO回到各自的領域努力，座談會或記者會台下仍然常常只有幾隻小貓。

2016年蔡英文執政，起用不少過去曾參與社會運動的學者或社運工作者，進入內閣或擔任不分區立委。野百合學運世代的民進黨政治人物，也陸續熬出頭，成為縣市長及中央官員。我們確實看到這幾年民進黨執政的中央政府與學界、社運界的互動模式變得更為多元，人際網絡更為立體化。

關於承繼著解嚴以來與政治、政黨有各種恩怨情仇的老牌社運團體的回顧，就先到這邊吧。這10年間其實還有許多青年發起，運作模式迥異於前的新世代社運團體或社群出現。例如G0V、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小紅帽、TFT（Teach For Taiwan）、遠山呼喚、城市浪人、人生百味等等。

他們的特色大致上是由網路原生世代的青年組成、關心議題更聚焦、人際連結性更強、不限於過去明顯區分的倡議或服務、也積極跟各種國際組織甚至商業力量合作。

以下我想就老牌與新興NGO，面對幾種不同利害關係人時的應對與對於內部營運的一些作法提出觀察，或許可以提供NGO朋友們一些參考。

與政府的距離；同時做到監督與協力可能嗎？

經歷過幾次政黨輪替的團體多會估算、保持與政黨、政府的距離，希望能做到中立。但2021年底的公投，我們看到不同環團為了維護各自在意的環境價值，不再像過去一般，會先彼此確認一個大家共同接受的底線，而是選擇在特定議題上各自表態。

雖然有人悲觀地認為這是撕裂，但我認為這才是好的發展。能夠清楚的說明自己所認定的價值，並且在選擇立場時不因特定政黨的執政與否，而刻意選擇跟從或對反，這才是真正的中立。

另一方面，新興NGO們因為沒有可能被視為特定政黨外圍團體的包袱與框架，他們更願意嘗試各種公私協力的可能性，但老牌NGO所念茲在茲的監督政府的功能，目前似乎比較看不出新的做法。

與大額捐助者的距離；販賣贖罪還是共創新局？

這件事毫無疑問是新興NGO的勝場。老牌NGO們過去募款的管道多透過募款餐會、拍賣藝術品或定期定額、群眾的小額募捐，這之間其實也有支持者的階級差異，但普遍而言，對於企業捐款或國際組織的大額捐款，經常不是苦無管道，就是因為各種道德因素而考慮再三。

但新興NGO處理的議題，少見像政治、人權之類較敏感的議題，多是像教育、扶貧之類的項目，很容易不分藍綠都願意支持。大企業這些年也在CSR、ESG的浪潮下，出現積極與社會議題互動的需求，青年提出的創新提案，就成了最佳的合作方式。甚至這幾年，影響力投資也成為企業捐款之外，與議題團體可能合作的新方法。

國際組織也因為語言及網路使用能力的世代差異，更容易看到青年世代的表現而樂意合作。可是這些單筆、大額的收入相對也就較可能出現使命漂移的現象，這也是值得觀察的課題。

與一般民眾的距離；你不懂我教你，還是我就是「沒有人」？

老牌社運團體成形，多是因為有嚴重被忽視或壓迫的議題，例如勞動權、例如司法人權或環境汙染。投身組織者通常有很強的使命感，想著我不做就沒人做，工作待遇普遍也比同等能力的人去商業組織來得低。而專職人員對於志工的期待，通常是日常行政運作或辦活動時能協助庶務，也鮮少以專案進度要求志工。

但新興NGO在這件事卻出現有趣的發展，有些將邊界更模糊化為社群，因為沒有法定組織，所以也沒有入會退會的問題。這裡有固定的聚會，所有人都是志工，總是有人想找人一起做事，有興趣就來，合則待不合則去。

G0V的名言就是「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一般人與社運工作者的距離越來越模糊，白天是領薪水上班的資訊工程師，晚上則用私人時間，無償幫我有興趣的專案寫程式。

也有人選擇以社會企業或社會創新組織的身分實踐理想，參與者不再認定一定要是人團法規範的團體才能進行議題倡議或推進。社會企業這些年蓬勃發展，產品對消費者訴諸更多道德理念，加上前述大型企業被課以更多的社會責任，口號甚至從「做好事也可以賺錢」變成「做好事才能賺錢」，只是這其中企業漂白、漂綠的可能性也就必須被更仔細辨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