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30週年（下）：如果共產主義是伊甸園，亞當和夏娃怎麼還會一直抱怨？

• 蘇聯解體30週年（上）：當國家掌握了暴力機器後，誰抗議誰就是反革命

俄羅斯人民的人均GDP在1900年時只有西方的35%，到1950年時，蘇聯已經進步到西方的49%，接近一半了（Maddison, 1995）。更重要的是，到了1938年，蘇聯的工業產值已經是1929年的三倍（Berend, 2006）。蘇聯用不到十年的時間把工業產值翻了兩翻，這是非常可怕的。

然而和其他國家相比，蘇聯的「資本積累」方式比較寒酸，是依靠苦民所苦繼續苦的精神，透過剝削農業部門和壟斷對外貿易來積累資金與技術的。蘇聯高層原本對自己的這套戰時共產主義非常滿意，然而二戰改變了這一切。

當一大群蘇聯士兵一路烏拉到匈牙利和德國的時候，這群劉姥姥第一次進大觀園，才發現資產階級敵人的生活水平好像比他們高多了。一時間人心浮動，軍心動搖，讓克林姆林宮非常著急。

1946年2月9號，史達林在演講裡重申了蘇聯制度的優越。為了安撫蘇聯人民，史達林必須繼續鼓吹蘇聯制度的先進性（Our victory signifies, first of all, that our Soviet social system was victorious, that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test of fire in the war and proved that it is fully viable.），而沒有適時的調整蘇聯一腳踩進死胡同的經濟政策（Stalin, 1946）。

蘇聯的政策在二戰後事實上已經進入一個死結：一個為戰爭而生的制度失去了戰爭，就像羅密歐失去了茱麗葉，梁山伯失去了祝英台，開始顏面神經失調。

蘇聯這時的計劃經濟，比較像是羅密歐與忽必烈。

如果共產主義是伊甸園，亞當和夏娃怎麼還會一直抱怨？

史達林很不希望在戰後承認蘇聯這20年來的成果，其實是以人民的巨大犧牲換來的，更不希望承認美國的「租借法案」幫助蘇聯撐過了最危險的那段日子。

戰後，蘇聯馬上面臨到一個非常尷尬的問題：我們到底要不要加入西方世界的牌局？在天人交戰多月後，史達林的決定還是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更重要的是，一旦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蘇聯就比較不會有戰後蘇聯士兵們的哲學反思了。因此蘇聯不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不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 System）也不加入。

Photo Credit: 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Public Domain

除了聯合國安理會之外，基本上走德川幕府路線（Naray, 2001）。

應該說，蘇聯在戰後錯過了一次絕佳的機會。所謂片板不許入海，猛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橫滿載而去。蘇聯用強大的國力暫時擋住了人民對富裕的渴望，但這能擋多久呢？1991年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

所以當史達林一死，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沒過多久就踢下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自己上臺當總書記，並終於在蘇共20大帶頭批判史達林，糾正過去極左的錯誤。

赫魯雪夫的行為事實上放鬆了蘇共那一直以來極為緊繃的經濟政策與政治主旋律。他容許黨內對過去的錯誤發表看法與意見，但是古人嘗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史達林的古拉格大酒店生意興隆太久，貝利亞的秘密警察使蘇聯從上到下噤若寒蟬，突然赫魯雪夫上來在蘇共20大上把史達林從頭到腳罵了一遍，在黨內造成了核彈爆炸一般的思想動蕩。

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總書記貝魯特聽完報告直接就心肌梗塞，被嚇死了（試論：赫魯雪夫是否犯有過失致死罪嫌？）。

因為政治氣氛鬆動，不久波蘭和匈牙利就起來鬧事，克林姆林宮費了好大的驢勁才把民怨彈壓下來，但這也側面證明了蘇聯制度的問題：如果共產主義是伊甸園，你們這些亞當夏娃抱怨什麼呢？事實上在蘇聯的伊甸園，連買蘋果都要排隊。

在那個不應該再有戰爭的時代，蘇聯顯得格格不入

晴天搖動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

赫魯雪夫的寬鬆反而使得蘇聯瀕臨破裂，赫魯雪夫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趕下台後，蘇聯又回到了那個大家熟悉的蘇聯：Mi-27配卡秋莎，T-72配伏特加。從1928年到1940年之間，蘇聯的生產率（Productivity Rate）還有1.7%，1950年到1960年，蘇聯也能保持1.6%的生產率增長。

然而，1970年至1975年之間蘇聯已經神奇的達成了生產率增長為0%的成就；之後他們再接再勵，1980到1985這5年間，蘇聯的生產率為-0.5%（Allen, 2001）。蘇聯向我們表演了麥可傑克森的月球漫步，生產率一路往後滑，一路滑到它壽終正寢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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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這些年都幹嘛去了？主要是當爹有癮，勃列日涅夫很享受那種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快感。問題是，一如我們一開始對蘇聯的描述，蘇聯的家底遠沒有這麼殷實。它的財富積累來自對內的盤剝，它所選擇走的道路並不是一條輕關易道、通商寬農、可持續性發展的康莊大道。蘇聯想要艷陽風景簇神州，杏蕊桃心照鳳樓，他們認為美國做得到，自己也一定能做到。

但美國做得到，是因為美國的小邑猶藏萬家室；蘇聯有什麼？蘇聯的做法，說白了就是甩自己巴掌，打腫臉充胖子。

確實，蘇聯只要打自己打得越狠，臉就腫得越厲害。但是這個發炎症狀有一天會消退的。肅肅清廟，巍巍盛唐。配天立極，累聖重光。蘇聯頭上那戰時共產主義的幽靈一直沒有遠去。

為了彰顯武德，光是1988年一年，蘇聯就生產了45台轟炸機、700架戰鬥機、400架直升機、3500輛坦克、4550輛裝甲車、還有77艘軍艦。攤開蘇聯1989年的預算，蘇聯花了326億盧布來購買武器，另外拿了153億來做軍火研發，還有202億的作業維持費，加上39億的太空競賽經費（Steinberg, 1990），一副磨刀霍霍向豬羊的架勢。同時，1965到1974年之間，蘇聯的對外援助金額是55.95億美元。

到了1975至1979年，就是勃列日涅夫最唐玄宗的那段時期，蘇聯往外吐了72.68億美元。這還不算，蘇聯同期的軍事援助更是高達447.85億美元。蘇聯的武器基本就是白送，別說利息，連貸款都很少認真在索討，林俊傑可能要為此唱一首「不潮不用花錢」（Gu, 1983）。

沈志華（2013）有一本書叫《冷戰的起源：戰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轉變》，就專門在探討這段歷史。沈志華認為蘇聯垮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的制度一陳不變：從1919年一直到1989年，圍繞著蘇聯的關鍵字就是戰爭。它的生產模式、管理模式、經濟模式......全部是為了應對戰爭所量身訂造的。在那個不應該再有戰爭的時代，蘇聯顯得格格不入。

雖然美國作家史威澤爾（Peter Schweizer，1994）曾經寫過一本奇書《雷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蘇聯的？》，書中列舉了美國對蘇聯發動的石油價格戰、星際大戰、並且還有CIA在阿富汗勤勤懇懇孜孜不倦的攪局，弄得蘇聯頭暈轉向，過不久就仆街。但是，如果不是蘇聯的體質有問題，雷根政府怎麼可能有辦法隨便亂揮幾拳就把蘇聯K.O.在擂臺上？說到底，蘇聯的問題還是內生性的。

因為蘇聯失敗而斷定蘇聯一無是處，其實並不客觀

在二戰以後，全世界曾經給過蘇聯一次華麗轉身的機會。作為二戰的戰勝國，如果蘇聯適時扭轉政策，加入國際分工體系，降低意識形態色彩（如同1978年的中國），依靠蘇聯當年（無論是不是靠盤剝吧）建立起來的生產力，先專注於產業升級，再去想逐鹿中原，結局可能會不一樣。

然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所謂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蘇聯這個巨人已經倒下了三十年有餘，這個曾經的巨人究竟留給了我們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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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曾經鼓舞了世界範圍內無數的勞動人民和領袖：南斯拉夫的鐵托、智利的阿葉德、布吉納法索的桑卡拉、古巴的卡斯楚......它表面上強大的國力倒逼了西方國家去反省自己的經濟模式：為了對抗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西方社會維持了一段戰後社會貧富差距相對較小的時期。

蘇維埃的鐵拳讓西方世界的8小時工作制和社會福利制度成為可能，它激起了西方一波又一波對於資本主義的辯論和思考，完善了民主，肯定了自由。蘇聯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凱因斯的《就業、貨幣與利息的一般理論》、照出了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照出羅斯福新政、照出福利國家。如果因為蘇聯的失敗而斷定蘇聯一無是處，肯定也是不客觀的。

應該說，蘇聯是那個時代一貧如洗的俄羅斯奮力追趕西方文明的一個實驗。如果非要總結，蘇聯或許是一個成功的失敗樣本（The successfully failed attempt）。它生的暴烈，死的淒涼。有無數的人要為它的失敗負責，也有無數人曾經義無反顧的相信過它。蘇維埃是一種信仰，是不平等的社會裡那些退無可退的人內心裏微弱的希望之火。

蘇聯或許最後背叛了革命，但這並不代表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或者說，我們對資本主義的嚴苛批判，永遠不應該因為蘇聯的倒下而放鬆。

所以，同志們（товарищи），就讓我們一起去推翻腐朽的資本主義吧。

參考資料

• Allen, R. C. (2001).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oviet Econom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Revue Canadienne d’Economique, 34(4), 859–881.
• Berend, I. (2006).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I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Economic Regimes from Laissez-Faire to Globalization (pp. 133-1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800627.005
• Chen, P. C. (2012). BM-13/8/31 Katyusha. WW2DB.
• CIA. (1955). Soviet gold production, reserves, and exports through 1954. Office of Research and Reports, 48–49.
• Clark, M. G. (1956). Soviet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03, 50–61.
• Dohan, M. R. (1976).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Soviet Autarky 1927/28-1934. Slavic Review, 35(4), 603–635.
• Evenitsky, A. (1966). Preobrazhensk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ckwardness [Review of The New Economics, by E. Preobrazhensky, B. Pearce, & A. Nove]. Science & Society, 30(1), 50–62. http://www.jstor.org/stable/40401174
• Guan-Fu, G. (1983). Soviet Aid to the Third World an Analysis of Its Strategy. Soviet Studies, 35(1), 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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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