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過去思考》:中國科學史如何被重寫?我們正在做的是糾正「中國失敗」的論述

《面向過去思考》:中國科學史如何被重寫?我們正在做的是糾正「中國失敗」的論述
清朝天文學家、數學家明安圖《割圜密率捷法》卷三 「卡塔蘭數」書影|Photo Credit: Mingantu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艾爾曼:中國人堅持自我的特色很長一段時間。過往被視為失敗的事物,現在應該被理解不同群體的對話:從什麼時間點開始,中國人採用了日本與歐洲的科學概念?為什麼會採用?在這些語言的選擇背後,有怎樣的政治存在?這比驟眼所看到,複雜太多。

文:亞歷山大.貝維拉夸(Alexander Bevilacqua)、費德里克.克拉克(Frederic Clark)

從「中國沒有什麼」,到「中國有什麼」——班傑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

  • 問:您是如何投身中國科學史的?

在高中時,我不經意地學習了許多科學與數學的知識。孔恩從哲學家手上奪走話語權,他說:「要告訴我們,我們真正在做什麼的,是科學家。」從哲學轉向歷史,我大大領會到他所說的。孔恩是物理學家,回應著哲學家對於科學的各種宣稱:什麼是科學?什麼不是科學?什麼是好科學?什麼是不好的科學?我愈來愈欣賞孔恩的企圖,但是想當然,孔恩對於亞洲一無所知。緩慢但堅定地,我開始看到在這新領域發展的空間。最後,在歐美的所謂「西方」,我們開始明白科學在宏觀歷史論述的角色。

在對科學史發生興趣後,我發現關於亞洲科學的論述同樣有問題。偉大的中國科學研究者李約瑟,在一九五○至六○年代發表了他那套《科學與中國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大書系時,訂定了研究中國科學的典範。他與賓大的南森.席文(Nathan Sivin)建立探索帝制時期中國的幾條線索,而我後來就是跟著席文學習。這些線索呈現在席文關於宋代的通人沈括(1031-95),以及明代的草藥學者李時珍(1518-93)的兩篇短篇傳記,這兩篇都收進《科學傳記字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之類的百科全書。

但由於李約瑟與席文的「歐洲對中國」視角太過寬廣且包羅萬象,他們並沒有到達真正問題的核心。李約瑟是傑出的胚胎學家,在戰時的一九四○年代,他在中國遇上當地的科學家。他與其他牽涉進戰時中國的西方學者都吸收了「中國失敗」的論述。他們覺得那樣窮困的中國,在古代曾經前途一片光明,而在現今突然變得一敗塗地。

在共產革命洪流之中的中國人,也認為所有關於中國的事物都是不好的:中國有醜惡的政府、醜惡的經濟、醜惡的文化;儒學是醜惡的、纏足是醜惡的。革命家們需要打倒一個失敗的中國,那是誰提供那個失敗的中國呢?日本人。日本人不只在現代的戰爭獲勝,他們也給予歷史的論述。我也花了很多時間,才從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以來形成的論述中掙脫:它聲稱中國是場失敗,而日本則是成功。戰爭在此非常重要。它也是一場文化的事件,歷史論述在那場戰爭中轉變。日本人開始主張:「我們的藝術、文學、文化全都優於中國。」

逐漸地,我開始讀通日本的研究文獻。我去過日本幾次,臺灣也是;而因為當時的政治狀況,我們美國人還不能到中國去。歐洲人在一九七五年就開始可以到中國了,但美國人直到一九八四年才通行。我因此在日本花了很多時間,學習日本關於中國的經典文獻。像我們所知道的,漢學無論在日本、歐洲和美國,都依賴日本的專業知識,他們是領先的學者。很多日語的學術著作被翻譯成西方語言,但我們漢學家很多也在中文外,擁有流利的日語,以把握日本人的成果。

我們學會欣賞日本人的研究,而在經歷更長時間後,也開始看到其限制。日本人之所以對中國有興趣,不是因為他們熱愛中國,而是因為他們想超越中國。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初期,歐洲變成了新的模範,於是日本學者開始說:「中國明顯已經四分五裂,輸掉了這些戰爭。我們已經打敗他們。我們現在是亞洲的領導國家。」在我有生之年,我們應學習不再接受這些日本的主張,並且準確揭開那些中國人是怎樣看待自己的想法。

我的同僚與我都要對於所用的研究工具十分警惕,否則我們很容易就會被牽著走。這個摒棄成見的過程,開始時非常複雜,但同時又鼓舞了我。我開始可以借道於日本人,運用他們以完備的研究工具所編纂的資訊。他們閱讀中文材料,而且在歐洲人加入漢學這領域之前,已經六七百年的漢學經驗。他們是一個讓我們運用與學習的重要智庫,至少一開始是這樣。

最初,我們大部分都接受中國失敗的論述。我以前講課,就會以「十六個中國發展科學失敗的原因」為題。我誤導了一整輩研究生與本科生。現在我都把這個當成課堂上的笑話,而幸運地是所有人都會懂得笑點。失敗論述異常緊密堅實,你一開始根本不會看穿它。要花很多的力氣來摒除成見,才能掙脫它的解釋力量。

要強迫自己摒棄成見實在困難。你需要懷疑差不多所有事物,但有時你會做得過頭,反而懷疑太多。以李約瑟為例,他差不多什麼都說錯。我們那一代人想要解構的那些論述,李約瑟要付很大責任。但在當時,李約瑟對我們卻是必要的,因為他為我們提供一個「科學的」起點。

李約瑟認為,中國科學之特殊性,只維持到一六○○年前後,耶穌會士到來的時候。在此後,李約瑟稱之為「普遍的科學」。這個名詞暗示的是,中國自一二○○年開始在科學與技術上獨步領先全球,到一六○○年時卻已不再處於前沿。我後來發現這並非事實。在此後更長的時間,中國科學還是維持與歐洲科學的差異。因此我主張我們要從它們本身的意義(On Their Own Terms)來掌握這些不同。

中國人堅持自我的特色很長一段時間。過往被視為失敗的事物,現在應該被理解不同群體的對話:從什麼時間點開始,中國人採用了日本與歐洲的科學概念?為什麼會採用?在這些語言的選擇背後,有怎樣的政治存在?這比驟眼所看到,複雜太多。但我們還是要承認李約瑟的貢獻,他指出中國科學曾經是有趣的。他知道古代、中古、近代早期的中國,都有很精彩的東西。

  • 問:在這幾十年來,中國科學史是如何被重寫?

耶穌會的巨大影響,不只在於中國科學,更在於中國科學的歷史敘述。在這方面他們就像日本人。更重要的,他們有自身的議題。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與其他人,都對中國文明下宏大的論斷,遠超他們所真正知道的;如果他們知道得更多,他們應該會更小心才對。他們描繪了一個成功的晚期明朝中國(1368-1644),並建議把它視為一個模範國家與社會,歐洲人可以從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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