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要不要教文言文」之前,你可曾發現課本上都沒有「負面」的詩詞歌賦?

討論「要不要教文言文」之前,你可曾發現課本上都沒有「負面」的詩詞歌賦?
Photo Credit:Hungju Lu@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並不是古文不該讀,而是別把古文當聖經,因為古文有自己的時代氣質,更有自己的時代侷限,因此我們不應該讓那些詩書禮樂來同化我們,而是讓我們去同化它們。我們不該忘記曾經有人用這種形式、這種意象、這種文法去寫一種心情,它們,更應該是我們靈感的來源,

在開始之前,先做一個非常個性的定義。以下討論的古文,泛指白話文運動之前的一切文學體裁。

要討論古文的得失,讓我們先從一個故事說起。

《世說新語》裡曾經有一個故事: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大意是,東晉的政治家謝安有一次與自己的晚輩在一起聊天,謝安問在座的兒孫:「《詩經》裡哪一句話寫得最漂亮呀?」,謝玄回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安說不對,應該是「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最有深意。

故事就是這麼一個故事,但到底雨雪霏霏和遠猷辰告哪一句寫的比較好,這是價值觀問題,而不是審美問題。

中文的審美,就是價值觀的審美

從古至今這麼多首詩,這麼多文章,怎麼留下來的就這幾篇呢?

這就是詩詞歌賦的一種作用,它承載著價值觀,是統治階級教化底層民眾的工具。南宋的大詩人劉克庄也曾說過,古詩最大的作用主要是教育後輩:「敬之敬之,命不易哉」;「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之子於征,有聞無聲」;「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都是很典型的統治工具。

現在還有多少人在學《楚辭》?沒必要學,因為它的想像力太豐富,我們悲慘而無聊的一生並不需要這些文學養分。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啊!好美!」

「啊!不學無術!」

說來受到知識份子稱頌的古文不外乎幾類:忠臣孝子、兄友弟恭。了不起再加上一群失意官員的長吁短嘆,文人騷客的古今之思,或者對歸隱田園的浪漫嚮往。

因此,不難想見,在那個蔣委員長費盡心思宣傳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年代,為什麼台灣人必須要學「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就算故鄉明明就在腳下;也不難明白為什麼國文課要盯著《出師表》,一邊搖頭晃腦一邊朗誦「臣亮言......」

因為對統治階級來說,多幾個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的諸葛村夫(X)丞相(✓),肯定是有好處的。

有趣的是,華夏文明的語言系統裡似乎沒有任何一首稍微負面一點的詩詞歌賦:要麼風花雪月,要麼峨冠博帶。對於執政者來說,他們樂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是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趨避之」,最多還能容忍歸去來兮的陶淵明,反正他也不對政權穩定造成什麼影響。

要是誰敢像彌爾頓(John Milton)一樣在《失樂園》(Lost Paradise)裡陰沉說一句:「地獄為王,勝過天堂為奴」(Better to reign in Hell than serve in Heaven.),這種思想一定會被無數的謝安們懷著巨大的恐慌撲滅。

在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的電影《異形:聖約》裡,生化人大衛就秉持著這種人生信條。但華夏文明的價值座標系內,沒有這種對世界另類解釋的空間。

大家都喜歡「日日花前長病酒,不辭鏡裡朱顏瘦。」的馮延巳,王國維認為這是一種政治菁英日夜為國操勞的美。

至於《木蘭辭》,就更對統治階級胃口了。如果每個子民都「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那該多好?最好國家有難,人民都去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不會去追問為什麼要打仗,更不會問為什麼不是皇帝自己上去和敵人肉搏。如果每個人都像花木蘭一樣為國戍邊十餘載,不但不居功,還不抱怨,更不會去質疑與鄰國的戰爭是不是因為統治階級的無能導致的,那簡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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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British Museum @ public domain

迷戀古文的結果,就是思考的同質化

有很多的思潮,是在古文裡找不到的。

國難當前,知識份子的理想就是「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義無反顧、飛蛾撲火的去拯救那所謂的「文化」,而不再去思考這個文明本身有沒有問題、這個制度有沒有問題、這些年來的信仰有沒有問題......文學最後變成對性格的約束,對審美能力的閹割,變成一座四面環山的盆地,一群士大夫與知識份子逗留其中喃喃自語,陶醉於千百年來詩書禮義人文典則的空靈迴響。

古文自然有很多種了,不過顯然教育部希望學生觀摩的對象,都是比較光明偉大正確的文章。

相信我,思考不一定是古人的強項。說學古文中全部是大道理的人,大概率讀書的時候大腦處於休眠狀態。

顧炎武的《廉恥》很重要,因為他告訴了我們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問題是沒有人去質疑過那個「禮」和「義」是誰設定的標準。

方苞的《左忠毅公軼事》很重要,因為他告訴了我們不可以輕生而昧大義,但同樣的,沒有人去思考過為什麼「不辜負朝廷」就是大節。或者說,大節真的重要嗎?當一個政權腐敗到極點的時候,作為讀書人,我們有沒有只選擇去愛身邊人的自由?這就是中文的一種思想浪漫。儒家很浪漫,但也僅只於浪漫而已。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種書,在古典的語境裡屬於誹謗師長。這種「出格」的文字,下場通常會是縣令一拍驚堂木:拖下去,先打二十大板再說!華夏文明的詩詞結構是非常男性威權主義的,不光女詩人少,女人寫出來的東西還會被挑剔。像是唐朝名妓薛濤小時候就展現了不凡的文學天賦,然而當她的父親看到她寫出「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這麼出色的詩句後,反而怏怏不樂起來。

因為任何一個足夠敏感的人都意識的到這句詩代表了什麼。果不其然,薛濤日後成為了她在詩裡描述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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