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台灣60年代新聞工作者的困境,雷震案、白色恐怖造成了什麼影響?

初探台灣60年代新聞工作者的困境,雷震案、白色恐怖造成了什麼影響?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現代研究白色恐怖時期的報業時,常常會引用一種「保護主與侍從」的理論:國家作為報業的保護主,給予報業合理的環境與發展機會,另一方面便要求報業相對應地付出代價作為政府的宣傳工具;當保護主的政策較為寬鬆時,報業便可以順應民情發展出不同的論述或是其他內容,而當保護主收緊繩子時,報業便相對會受到來自政權的壓制,不得不低頭。

文:柴陽

前言

出版法第二十九條:「發行出版品之出版機構或發行人、著作人、編輯人、印刷人之事業進行,遇有侵害情事,政府應迅採有效之措施予以保障。」

這是1952年,出版法第一次在國民政府遷移至台灣後修正。此次修正更改的幅度非常廣,對比前一次修訂(1936年)最大的差別有二:第一個是訓政時期的黨務主導痕跡遭到消除,原先第二十一條「出版品不得記載事項」中註明不得破壞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以及國民政府立意,到了52年修訂時僅條列出不得犯內亂、外患、妨害公務等罪嫌,此處可以看出刑法與出版法兩種法規對於規範「宣傳上之犯罪」的合流;第二個是除罪化:在36年條文中,第四十三條以及第四十九條皆有羅列出有期徒刑之刑罰,到了52年時則全部改為行政罰。

從這樣子的脈絡中,應該可以得出「國民黨政權在偏安台灣後,對於新聞自由的侷限性放寬」這個結論;但事實是,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中,仍然有許多針對報業從業人員的案件,而台灣的新聞也依舊明顯地具有「為政府發聲」的性質。看似「放寬」了的政府規範,在實際執行面上依舊有許多被「心理上」或「行政上」制約的部分——而在那個時代的報人,皆須面對此種來自政府無形的壓力。

在現代研究白色恐怖時期的報業時,常常會引用一種「保護主與侍從」的理論:國家作為報業的保護主,給予報業合理的環境與發展機會,另一方面便要求報業相對應地付出代價作為政府的宣傳工具;當保護主的政策較為寬鬆時,報業便可以順應民情發展出不同的論述或是其他內容,而當保護主收緊繩子時,報業便相對會受到來自政權的壓制,不得不低頭。

這種理論在公營報紙上比較張顯,舉例來說,《中央日報》作為國民黨黨報,有一段時間曾經是蔣介石眼中的麻煩:遷台初期,《中央日報》以「尖銳的文風」見長,1952年時甚至引來蔣介石兩次針對言論的批評,曾經公開抨擊國民黨高層腐敗官員為「政治垃圾」,堪稱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這種風氣似乎也只延續了一小陣子,到了50年代後該報慢慢轉換為較為保守的立場,如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曾經以該報為例,批判過「有習慣將國家元首任何發言放置於頭版的報紙,是有違新聞原則的」,且對於「與國家、政治無關」的台灣社會新聞的報導相對也較少,即專心以政治為中心。

而相對應的政府也運用自身的政策來庇護此報,例如國民黨政權於1964年,開始推動地方自治基層訂閱此報來確保銷路,對於保護立場相同的刊物不遺餘力。

但此種邏輯一旦離開了官營報業,到了40年代二二八事件後苟延殘喘但50年代重新復甦的民營報業,侍從理論又變得較不明顯,或發揮的比較不明確。

例如,有學者指出侍從報業缺少將報業本身的競爭與內部動力驅使納入討論,而報業很常除了政府壓力外更面臨了實際經濟上的壓力:有很多報社的決策都並非來自於為政府發聲的心態,而在於現實面上如何招攬更多讀者或是獲得更多廣告贊助。

此部分不免讓人懷疑,因為侍從理論與商業發展,就表面來看其實不盡然相斥,當時報業的從業準則應當要是在符合動員戡亂時期,政府對於政治思想的絕對掌控的情況下,再去思考如何在不被政府用強制手段禁止的情況下發展自身的勢力。

分水嶺:60年代初期與雷震案

大底了解白色恐怖時期針對報業人員的肅清案件後,大略可以分成兩個種類:第一種是與共產黨有關,曾經參與過共產黨或相關組織,第二種是跟言論有關。

這兩種的數量以前者佔絕大多數,但前者仍有部分為以羅織罪名方式,實以以言論入罪,如《新生報》的「倪師壇案」即為瞄準《公論報》李萬居,以羅織他知匪不報、參與叛亂組織等罪名,以達成對當時自由派《公論報》的攻擊;這些攻擊皆因戒嚴體制的存在,國家才能在「出版法未給予刑事處罰權限」的情況下,仍可對報業的過度自由化發展予以打擊。

在與共產黨相關的案件中,大致以1960年做為一個分水嶺:60年前被抓捕的人員所犯的罪以「密謀顛覆政權」為大宗,而60年後則以「參與叛亂組織」為主。

前者的罪名往往會導致二條一的死刑,後者則通常以短至長時間關押為主;此部分除了與50年代為白色恐怖事件的高峰,而60年代後對於死刑的執行趨緩有關外,60年此年份不免讓人想起一個影響台灣新聞與媒體界至深的事件:《自由中國》的停刊與雷震被捕。

《自由中國》在創刊時甚至曾被政府資助,以其作為「民主櫥窗」,政府保護主的立場改變可見一斑;從雷震案入獄的罪名來看,除了以知匪不報外,另還有一項「文字叛亂罪」,可見其言論已經完全觸碰到國民黨政權的底線,被使用懲治叛亂條例拘捕並判刑。

當時此種狀況已經被立法委員成舍我等人質疑「…逕以軍法從事,則每一報紙、每一雜誌之發行人、編輯人,均有隨時隨地遭遇同樣情事之可能…」,此種狀況已經與出版法中列明「需保障報業從業人員」大相逕庭;學者甚至認為,雷震案的影響力,直接導致了台灣新聞往後十年言論空間更加萎縮。

此部分看似跟前面「60年代後報業人員案件量刑較輕」的說法有某種程度上的矛盾,因為言論萎縮就會讓人聯想到政府的大力掃蕩與制約;為了要消弭這方面的矛盾,我們必須深入探討60年代,有關於台灣傳播學術的主流,以及這種潮流造成了媒體業怎麼樣程度的自我審視與自我調配。

前奏:政府立場與銷量間的爭鋒


猜你喜歡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