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案一場接一場，台灣政黨惡鬥使「民主」與「民粹」僅一線之隔

文：李宗憲

台灣1月9日將舉行兩場區域性的投票活動，一場是無黨籍立委林昶佐的罷免投票，另一場，則是早前因另一個罷免投票而舉行的立法委員缺額補選。住在該區的選民，若加上全民公投，不到三個月就投了三次票。當地里長陳美香忍不住抱怨：「一直投票，勞財傷民真的太辛苦了。」

細數過去台灣經連署成立的罷免案，從2020年至2022年就有高達14件，數量是近年之最，而因罷免案通過而離開政治舞台的人，則有前立法委員陳柏惟、前桃園市議員王浩宇和宜蘭中華村前村長許正東，更早前，曾代表國民黨競選總統的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也因罷免投票黯然下台。

陳美香向德國之聲表示，罷免、補選和公投不僅投票日當天需要派人負責選務工作，投票前還需要印製選舉公報等許多行政作業。「有罷免就有補選，若當選了就好好做到任期結束，下一屆再重新選人，搞那麼多選舉，真的很辛苦，」陳美香轉述里民的心聲。

過去，台灣因罷免門檻過高因此很難通過，經過多次修法將門檻逐漸降低，2016年最後一次修法後，同意票數大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就算通過。

罷免是民主社會的四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一，在學界眼中，最少被運用。台灣《憲法》稱，罷免能使民選公職人員自我警惕，並具有監督及汰換不適任之民選公職人員的功能，「可使政治以民意為依歸，落實真正的民主政治」，但在真正實施時，往往引起台灣社會對立與仇恨。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沈有忠解釋，罷免僅是輔助或修補的機制，是一個逼不得已才用的制度，也就是「問題嚴重到無法通過下次選舉修正時」才用。然而，罷免在台灣卻成為人民的喜好之爭，遭政黨拿來進行政治動員，反而對民主造成傷害。

他說，台灣現在罷免的理由千奇百怪，不是在於合不合適，而是在於喜不喜歡，但「你不喜歡他，可以在下次選舉的時候把他換下來，而不是因為不喜歡，就讓他做一年後下台。」這就失去掉罷免是「非做不可的修補性」做用。

沈有忠向德國之聲表示，在英國，罷免與否是法律問題，因其罷免的對象僅限於違反法律及國會紀律，且情節嚴重的國會議員，但罷免在台灣卻成了政治問題。他說：「台灣是用政治理由決定罷免與否，這會變成有情緒性、針對性和工具性的罷免案。」

台灣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楊泰順則直言，他反對罷免制度，並稱罷免制度已被政黨用來作為攻擊對方的工具。他向德國之聲說：「罷免是為製造了政黨惡鬥的機會，以前的罷免很難通過，修法後通過率高，可以預測未來罷免案會不時出現。」

他也舉例，西方的罷免制度適用在基層，對政治穩定傷害不大，但台灣太小，因此常有罷免案對政治穩定性有很大傷害。

楊泰順指出，罷免制度原本應該是要由人民自願發起，但從過去經驗看來，都是政黨在背後操弄，「你弄我的當選人，我下次搞你的當選人」，罷免變成新型態的政黨惡鬥，也是民粹的一種。

沈有忠也認為，過多的罷免投票是在消耗社會量能，因為罷免投票前，發起的一方會宣傳對方的不好，因此「仇恨的動員會容易造成激化」，這和一般選舉相對會看政見，講自己的好很不一樣，特別是「罷免投票沒有比較，只有一個候選人」。

台灣目前遭罷免通過的立委只有台灣基進黨籍的陳柏惟。他本來是基進黨在立法院的唯一立委，最後卻也成為史上第一個被罷免的立委。學界擔憂，小黨的民意代表可能成為罷免制度下的犧牲者。

沈有忠指出，台灣民意代表的罷免案，都是針對小黨或是無黨籍的人，「發起人是挑選容易通過的人來操作」。除了陳柏惟，另一名1月9日將舉行罷免投票則是無黨籍的林昶佐。

沈有忠續指，台灣選舉制度已經對小黨不利，罷免又被大黨用來針對小黨的民意代表，很容易使得多元聲音被抹煞。他說，罷免其實是一個「負向的選舉制度」，它造成的傷害，比起修補所付出的成本可能還要更高，抹差社會裡面的多元聲音就是其中之。

他強調，「小黨就是小和少數，但不能因為小，就用罷免的方式犧牲他在社會中的代表性」，他擔心，若頻繁使用罷免制度，就會回歸到兩大黨（民意代表），這對於民主社會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楊泰順也表示，小黨的民意代表也有可能因擔心被大黨的支持者罷免而依附在大黨下，這會強化國、民兩大黨的勢力。

基進黨籍立委陳柏惟去年底遭罷免後，台中第二選區的補選就是由國民黨、民進黨各自推派候選人參加，民進黨推派林靜儀參選，國民黨則由顏寬恆代表。

楊泰順更擔憂的是，「未來很多民意代表可能因為擔心被罷免，而不敢勇於提出訴求，並顧慮其訴求可能引起的反彈」。

學界普遍認為，未來罷免案會越來越多，沈有忠說，因為網路廣泛傳播，同溫層效應和動員能力越來越堅定。過去，罷免門檻較高時較難通過，現在罷免變成可以實踐的工具時，就會有越來越多人使用它，不過未來罷免通過率若降低，相關提案也可能會漸漸減少。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業立認為，台灣的罷免制度尚未完善，因此應該重新討論門檻和規範。他向德國之聲說：「罷免免不了就會有政黨對立，因此應該提高罷免門檻，使罷免案不會那麼多。」

然而改變罷免制度在現今台灣社會卻相當困難。沈有忠就指出，任一執政黨若提高門檻，可能會遭質疑是黨內有人被罷免、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進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