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加減乘除》評介:探索朱西甯的現代主義根源,不能不從魯迅與張愛玲去聯想

【小說】《加減乘除》評介:探索朱西甯的現代主義根源,不能不從魯迅與張愛玲去聯想
北京魯迅博物館中的雕像|Photo Credit:  用心阁 CC By 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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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錄作者於一九六○至七○年代間創作的短篇小說作品,呈現出作者對現代小說的探索,在作品中嚐試多樣的敘事方式,構築出獨特迷人的小說世界。

文:陳芳明

【評介】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

朱西甯是一位難以歸檔並難以詮釋的作家。所謂不易歸檔,指的是他文學生涯與思維模式的曲折矛盾。他的產量豐富,創作壽命又特別長,任何簡單的定義都難以概括他的文學真貌。輕易把他歸為懷鄉作家或現代主義作家,都會發生偏頗。他既堅持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卻又與「漢奸文人」胡蘭成過從甚密,他既虔誠信奉基督教,同時又強調中國文化的本位。各種價值觀念錯綜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他繁複而難解的文學想像,也造就了他迷人而又惱人的奇異文體。

在他的藝術追求過程,一個重要的議題便是對現代主義的回應與接受。張大春在兩篇紀念的文字中,提到朱西甯的「新小說」時期。在第一篇文章〈朱先生的性情・風範與終極目標〉,張大春指出,「一九六七年前後,從〈哭的過程〉朱先生開始了他的『新小說時期』」。[1]

不過,在第二篇文章〈被忘卻的記憶者〉,張大春說:「我曾在一篇論文〈那個現在幾點鐘〉裏指出:從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起,朱西甯的寫作進入了一個不同往昔的階段,借用現成的術語來形容,可謂朱先生的『新小說時期』」。[2] 這兩種說法都是可以成立的,因為朱西甯對於語言的運用特別敏感,幾乎常常處在求變的狀態之中。倘然「新小說時期」可以用來概括朱西甯在六○年代後半期的創作風格,則在此之前他的風格又是如何?

在龐沛的六○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裏,朱西甯與同時代的現代主義者似乎並不走在同樣的道路上。白先勇、陳映真、歐陽子由於是接受學院外文系的訓練,可以比同時期的知識青年更容易觸碰現代主義的思潮。坊間的歷史解釋認為外文系所傳播的現代主義顯然與當時的美援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過,在到達「新小說時期」之前的朱西甯,已經在語言與技巧方面帶有濃厚的現代主義色彩。他並未有台灣的學院訓練,更未有外文系的經驗,竟然能夠與現代主義運動銜接在一起,確實是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個異數。

精確一點來說,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絕對不能套用美援文化論的歷史解釋。畢竟現代主義運動的展開,是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滲入五○─六○牛代的台灣文壇。在美援文化還未臻於成熟境界之前,紀弦的「現代派」就已經在介紹法國的象徵主義。同樣的,林亨泰的早期詩論也是以法國象徵主義為理論基礎。

這些事實,足以說明台灣現代主義的傳播並不必然與「美帝國主義」緊密聯繫起來。朱西甯的現代主義,不能以如此簡單的歷史想像來推論。較為正確的說法是,朱西甯小說是以他獨創的實驗技巧,匯入了台灣現代主義的潮流之中。因為有他的介入,現代主義運動的格局更形壯闊。從這個角度來檢討朱西甯文學,他的歷史意義才能影響出來。

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思維

謝材俊在一篇懷念的文字中提到,朱西甯的現代主義應該不是從張大春所說的「新小說時期」才開始的,而可以再稍稍往前追溯。[3] 也就是說朱西甯的現代主義美學應該是發軔於六○年代中葉的「鐵漿時期」。所謂鐵漿時期,指的是他出版的三冊短篇小說集《鐵漿》、《狼》與《破曉時分》。[4] 這些小說都是傳統敘事性很強的作品,如何能與現代主義拉上關係?何況,坊間論者往往把這段時期的朱西甯文學定位為「懷鄉小說」。[5]

對於如此一位複雜的小說家,要討論有關他的現代主義問題自然也特別複雜。在前述的謝材俊文字中,有過這樣的見解:「老師(朱西甯)一輩子傾慕張愛玲、談張愛玲,但劉大任講得對,老師的小說尤其是『鐵漿時期』,卻是魯迅的。」這種說法頗具見地。

如果要探索朱西甯的現代主義根源,就不能不從魯迅與張愛玲文學中的現代性去聯想。魯迅從現代化的觀點,看到中國社會的幽暗面,因此有「國民性改造」之說。張愛玲則是從現代主義的觀點,挖掘中國人的人性黑暗,從而創造了《傳奇》的一系列短篇小說。

朱西甯對於自己的文學淵源,已經有過公開的承認:「……魯迅在小說的象徵手法方面也給予我莫大的影響,其他在形象的掌握,人物的塑造和詞藻運用方面給予我重大的影響的也許是張愛玲。」[6]他甚至在一篇自述與張愛玲的文學關係時也說,「張愛玲給了我小說的啟蒙」。[7]早期的自我文學教育,誠然對朱西甯後來的審美道路有了明確指引。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從魯迅與張愛玲的小說吸收到現代主義思維,並不令人訝異。

確切地說,朱西甯所走的道路,似乎是企圖在魯迅與張愛玲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時,有太多論者把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視為對立相悖的兩種美學。

對於如此的爭議,朱西甯有他自己的看法:「所謂現代主義文藝與鄉土文學文藝,一是太過貪圖外求,一又失之於緊縮創作世界,而過分保守。或許可以喻為一是太平天國,一是義和團,俱有缺憾。」[8] 張愛玲式的思維若是過於極端化,似乎就是像太平天國那樣,企圖藉用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社會。而魯迅式的思維如果受到無限膨脹,就有可能像義和團那樣,淪為盲目的排外而閉關自守。他的比喻也許值得商榷,卻也相當生動。

因此,朱西甯在「鐵漿時期」創作的短篇小說,與其說是在於懷舊,倒不如說是以批判的態度來看待舊社會。他批判精神的基礎,顯然是魯迅的現代性思考。受過日本現代化教育的魯迅,早已指出中國民族性的停滯、倒退與封閉。阿Q人格的愚昧無知與盲目自大,造成中國文化在近代文明競賽中的挫敗。魯迅期待中國民族性能夠進行一次徹底改造。

然而,他的小說又是那樣悲觀而憤懣。他看到一個精神分裂式的國度,自卑與自負,榮耀與污辱,抵抗與屈服,解放與桎梏等等雙重價值的矛盾與衝突。當他描繪一個盲昧的人物,其實就是在影射整個民族。當他在抨擊迷信的風俗,毋寧就是在批判整個傳統。這種對古老社會的挖掘,完全不是出自懷舊,而是希望喚醒封建陰影下的百姓。

同樣的,朱西甯從魯迅那裏學習到如何去透視舊社會的墮落與腐敗。對於舊社會的批判,朱西甯也許沒有魯迅那樣冷酷而絕情,但是,「鐵漿時期」的小說誠然掩飾不了他內心的悲憤與沉痛。他的剖析能力,並不稍遜於魯迅筆法。具體言之,這種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深挖,牽涉到現代主義的技藝。因為,魯迅要批判的對象並不止於已逝去的社會,也還觸及同時代統治階級中封建文化的餘孽。

魯迅小說之所以充滿象徵性格,既在影射傳統社會,也在影射權力當局。也就是說,魯迅的現代主義書寫,其實就是在探索壓抑在內心底層的歷史無意識(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與政治無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當他揭露舊社會的落後與醜惡時,其實就是暴露他所處社會的政治黑暗面。

如果朱西甯受到魯迅象徵手法的影響,則他的「懷鄉小說」就不能只是從文化鄉愁的層面來理解,而應該進一步看他在「懷鄉小說」中所展示的批判力道。在接受蘇玄玄的訪問時,朱西甯做了如此的回答:「在基本的態度上,鄉土小說也可以說是對舊時代的一種批評和破壞,所以處理的態度上並不是出諸懷古、鄉愁的情緒。」[9]顯然,在批判舊社會封建文化之餘,朱西甯當也有他的言外之意吧。他小說中所暗藏的微言大義,無非也就是被壓抑的「歷史無意識」與「政治無意識」所透露出來的聲音。

長期以來,朱西甯對於加諸於他身上的各種標籤,如「軍中作家」、「反共作家」、「懷鄉作家」等等,頗表不滿。因為,這些稱呼簡化了他小說創作的用心所在。如果說他是軍中作家,他的小說並不能單純概括坊間所謂的「戰鬥文藝」。如果說他是反共作家,他的美學思維也並不全然配合當時的官方文藝政策。如果說他是懷鄉作家,他的創作技巧卻又帶有強烈的現代主義傾向。定義他是如此複雜而困難,原因就在於他所處的五○、六○年代也是同樣複雜而困難。

朱西甯在一九九一年對於自己的艱難處境,曾有極為沉痛的自白,指出當初來台的前面三十年,亦即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創作自由的空間極為狹隘,「半是被管制,半是良知克制」。[10]在這篇文字裏,他承認曾經受到妒忌、壞心的「愛國者」之誣告,以致構成作家的捆鎖與殘害。軍中作家與反共作家的帽子,彷彿是在暗示他們的立場與官方文藝政策是一致的。然而,在自由度甚低的軍中,作家所承受的政策管制與良知克制,絕不亞於戒嚴時期的民間作家。

在雙重的制約下,有多少欲望、記憶、情感、想像都被壓抑到內心世界的底層。因此,就像魯迅小說的企圖那樣,既在透視歷史的黑暗面,也在揭露政治的黑暗面。朱西甯的思考方式,也具有魯迅式的雙重視角。他所說的「良知克制」,無非就是指自我克制。表面上,他不能露骨而直接挑戰官方政策;骨子裏卻有千言萬語不停騷動。現代主義的接受與追求,恰如其分地為他提供了一條思考的出路。

現代性的到來,是伴隨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發生的。所謂現代化或現代文明,並不是從中國社會內部孕育出來。因此,它所帶來的科學技術與進步觀念,立即與東方的迷信風俗與閉關自守的傳統價值產生激烈的衝突。從小就在基督教家庭成長的朱西甯,可能較諸同世代的讀書人還更具理解「現代」之為何物。

對於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而言,現代性一方面帶來了解放,一方面也帶來了枷鎖。就解放的意義而言,現代化使他們認識了封建社會的愚昧與迷惘,從而亟思如何掙脫腐朽的文化牢籠。然而,弔詭的是,現代化也使他們輕易崇拜科技文明,並且更輕易喪失自我認同與文化主體,終而淪落成為西方文化的禁臠。攜著流亡心情來到台灣的朱西甯,非常可以理解自己的命運與中國近代史的挫折有著密切的聯繫。

在現代化的進程上,由於文化的凝滯不前,終而造成了國破人亡的命運。這種濃厚的歷史意識,逐漸形成他文學思考中的焦慮。因此,在他早期的小說中,大量描繪中國農村社會的困頓與掙扎。就像司馬中原所說的:「他筆下的人物,代表著民族傳統的兩面:一是躍動向前的,一面是停滯僵化的;這兩者觀念的衝突,成為民族悲劇的主要導線。」[11]

顯然,朱西甯確實看到了中國社會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拉扯關係。他樂於見證信仰裏的中國是持續往前邁進的,但他更樂於目睹中國在前進的道路上不致喪失文化自信。但是這種理想的圖像從來就沒有浮現過,否則,他不至於嚐盡流亡漂泊的滋味。從現代的觀點,他開始挖掘被壓抑的歷史記憶,以及被壓抑的政治欲望。這雙重的挖掘,都未嚐偏離現代主義的技巧。

附註

[1] 張大春〈朱先生的性情・風範與終極目標〉,〈聯合報・聯合副刊〉,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第四一版。根據張推測,朱西甯可能是因為他妻子劉慕沙翻譯日本現代作品,而間接受到法國新小說的洗禮。

[2] 張大春〈被忘卻的記憶者─朱西甯的小說語言與知識企圖〉,〈中國時報・開卷週報〉,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第四三版。文中特別強調,所謂新小說時期有兩種意義:一是形容朱先生作品反情節、去故事、創語言的技巧,有類於法國新小說的技術特質,一是指朱先生自覺求變之異於舊作。

[3] 謝材俊〈返鄉之路〉,《聯合文學》一九卷五期(二○○三年三月),頁一六。

[4] 朱西甯這三部小說的初版日期,分別為《鐵漿》(台北:文星,一九六三);《狼》(高雄:大葉,一九六三);《破曉時分》(台北:皇冠,一九六七)。

[5] 持這種見解者,可以參閱楊政源〈家,太遠了─朱西甯懷鄉小說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七年六月)。

[6] 蘇玄玄(曹又方),〈朱西甯─一個精誠的文學開墾者〉,原載《幼獅文藝》三一卷三期(一九六九年九月);後收入張默、管管主編《從真摯出發:現代作家訪問記》(台中:普天,一九七五),頁七二。

[7] 朱西甯〈一朝風月二十八年─記啟蒙我和提升我的張愛玲先生〉,《朱西甯隨筆》(台北:水芙蓉,一九七五),頁八。

[8] 朱西甯〈中國的禮樂香火─論中國政治文學〉,《日月長新花長生》(台北:皇冠,一九七八),頁一四六。此文後來改題為〈我們的政治文學在那裏?〉,收入故鄉出版社編輯部編《民族文學的再出發》(台北:故鄉,一九七九),頁二八五─三一六。

[9] 蘇玄玄〈朱西甯〉,頁七七。

[10] 朱西甯〈被告辯白〉,《中央日報・中央副刊》,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二日,第一六版。

[11] 司馬中原〈試論朱西甯〉,朱西甯《狼》(台北:三三,一九八九),頁二五九。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加減乘除》,印刻出版

作者:朱西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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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裡的一聲響吻和一記巴掌,牽扯出乘客各自的浮想聯翩,究竟誰的記憶才算數?第三者回頭抱怨和自己的丈夫之間有人介入,這該是誰的責任?一起同居的表兄妹,在索然無味的生活與情慾裡,摸索著「現代」對於他們各自的意義……

本書收錄作者於一九六○至七○年代間創作的短篇小說作品,呈現出作者對現代小說的探索,在作品中嚐試多樣的敘事方式,構築出獨特迷人的小說世界。作者藉由小說折射出當代市民的生活即景,也捕捉在戰爭硝煙下劍拔弩張的緊繃氛圍,以及時代在無聲中更迭前進的「現代」軌跡,可說是台灣當代歷史最深刻的文學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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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印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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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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