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人命如何定價》：雖然許多人宣稱「生命無價」，但現實世界的假設往往相反

文：吳忻穎（前檢察官、《扭曲的正義》作者）

每個個人在社會活動中，會與他人發生各種正面與負面的關係，例如合作與衝突，「利益衡量」是數千年來人類所不能迴避的問題。而法律制度、社會政策，是為了使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的互動能夠有更公平、更合理的準則，因此也不能迴避「利益衡量」的問題。不論是政策制定者，或是司法實務工作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便是利益衡量，因為幾乎不可能有一個完美公式，去滿足社會上所有個體的期待。

司法與國家賠（補）償的侷限

對於與生命有關的法律議題，例如侵害生命權的犯罪、被害人死亡的民事損害賠償或國家賠（補）償、保險等法律問題，更是困難，因為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公認的「定價」方式。然而，人不是神，沒有辦法起死回生，由人所制定的法律與制度，也不可能將被害的生命回復原狀，只能以金錢來進行一定程度的賠償或補償，因此我們很難迴避「定價」問題。

對於生命喪失的賠償或補償金額，有人認為眾生平等，因此不論被害者為何人，均應制定相同的賠償金額，然而這樣的思維可能沒有考慮倚賴死者維生的生者困境；有人認為金錢不是要回復生命，而是讓生者繼續活下去，而每個人所支撐的家計不同，自然也應賠償依靠死者生存的家屬對等的金額，但如此一來，便涉及到人命價值是否不同的提問；也有人認為應該考慮非經濟價值、眷屬價值、經濟價值（例如美國九一一罹難者賠償基金的計算方式）。

然而這些推測價值遭到的質疑便是「經濟學家扮演上帝」，事實上也產生了許多不公平的適用結論；還有一種說法是生命不能以金錢衡量，所以索性不賠償，這樣的說法站在道德制高點，卻顯得不切實際。不管哪一種思考與處理方式，都有支持意見，但也必然遭遇大量反對意見。

也有人認為，連刑事案件都可能面對人命價值不同的問題，例如在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之下，當被告能夠支付龐大律師費時，可能因為律師精心的展演，而造成截然不同的結果。然而，刑事訴訟是國家發動刑罰權來處罰犯罪人，追求的是正當法律程序，以及要求國家（檢察官）盡到達到有罪門檻的的舉證責任，而辯護權則是刑事訴訟法設計保障被告權利的措施。

理論上，刑事訴訟程序不應區分被告與被害人的貴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偵查到審判的實際運作中，我們不能否認，辯護人的品質與策略，可能影響檢方的舉證難度與院方的審判品質；也無法否認，被告的財力，可能與辯護品質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這樣的運作結果，其實未必是對被害人人命的標價，而是我們對於公平審判的制度設計，在現實中無法避免的問題。事實上，在社會生活中，我們也很難否認，金錢可能決定生活品質；那麼在訴訟活動中，也很難迴避金錢影響審判品質的結論。

無所不在的利益衡量，其實就是價值決定

每個人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活動，都牽涉到利益衡量。而我們在面對新聞時事時，第一時間湧上的情緒，有時出於直覺，但這些直覺，背後其實也很可能是出於利益衡量之下而產生的共感。例如人們對於某些特殊身分之人的死亡感到特別惋惜，如政商名人、司法警察等執法人員、醫療等專門職業人員或高經濟地位者，對於某些類型的犯罪特別憤怒，例如無差別殺人案件，但有時卻對於某些生命的犧牲顯得遲鈍甚至無動於衷，例如一再發生的工安事件、勞力剝削導致過勞死、外籍勞工遭遇不當執法甚至殞命等死亡事件。

民主國家中，政府對於改革的反應遲鈍，反映的便是多數人的共同意志，而人們看待新聞時各種出於直覺的不同情緒、國家對於不同死亡案件的回應，又何嘗不是對人命賦予不同價值？更進一步言，一個國家願意花多少成本來改善公共安全、社會安全的制度問題，是不是也牽涉到我們對於付出多少成本來減少人命傷亡的風險之「定價」問題呢？

20世紀下半葉開始逐漸受到重視的「法律經濟分析」，在法律政策與司法制度的運作中，納入經濟效益的分析，其實本質是追求「有效率」的利益衡量方法，但時常被質疑的就是在面對涉及道德，特別是人命議題時，我們又該如何一方面追求效率，一方面兼顧公平正義？

我們的社會活動中，其實所謂的「利益衡量」無時無刻都在犧牲少數人（或弱勢者）的權利，以從前（2020）年開始蔓延迄今的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為例，在疫情措施中被限制自由與返國權的人們、被要求「相忍為國」的醫療與公務人員、在全球疫苗分配不均之下因為沒有疫苗而暴露於重症風險或被限制活動的人們、在嚴格疫情措施下被犧牲營業自由的人們......有誰不是利益衡量下的犧牲者？

事實上，我們每一個利益衡量的決定，都是對於我們或他人的權利標上不同的「價值」，但因為這些犧牲大抵上不涉及人命，每個被犧牲者可以選擇忍耐，但如果犧牲涉及的是人命（例如增加染疫乃至於重症死亡的風險）呢？——因為生命涉及高度的哲學與道德議題，「人命如何定價」的質疑由是而來。

《人命如何定價》這本書，對於近代美國社會裡的一些利益衡量公式提出質疑，提醒我們思考。作者最後其實沒有提出一個最佳的具體解方，事實上，其亦承認「理想情況下，對於如何評價人命，應該有要一個多數人都認同的簡單答案，偏偏就是沒有這樣的答案」，「雖然有些人宣稱生命無價，許多人主張所有的生命價值應該相同，但現實世界的假設往往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