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諮商」的發展與再思:藉由挑戰傳統父權價值和世界觀,來為各種性別的案主服務

「女性主義諮商」的發展與再思:藉由挑戰傳統父權價值和世界觀,來為各種性別的案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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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很多人誤以為女性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只和生理女性工作,其實女性主義諮商並不是只為女性案主服務,而是藉由挑戰傳統父權價值和世界觀來為各種性別的案主服務——包含男性案主與多元性傾向的案主,都可以是女性主義諮商服務的人群。

文:鄭育婷

說到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許多人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諮商師斜倚在沙發上、手持寫字板的優雅姿態,或是諮商師突然拿出懷錶試圖「催眠」⋯⋯,人們對於心理諮商的神秘面紗一直懷抱好奇,諮商師和治療師彷彿成為人生的「專家」,既能讀心,還能療心。

事實上,心理諮商與眾多科學一樣分成許多門派,每個學派各有擁護者,早期由西方、白人、男性為主流的心理諮商在近年開始有所轉變,不僅性別意識提升、多元文化敏感度提升,女性擔任諮商師的人數也越來越多;而其中有一個在台灣新興的學派——女性主義諮商,也逐漸引起新入門的諮商師的矚目。

女性主義諮商是什麼?

「女性主義諮商」顧名思義,是以性別權力分析的視角看待諮商內外的關係,期待案主(client)能夠從性別化的社會角色中獲得解放與自由,進而拓展更多生命的可能性與能動性。

與部分的諮商學派不同的是,女性主義諮商將社會上存在的歧視與性別刻板印象當成案主生命困境的肇因,因此諮商的目標是提升案主對於權力不平等的覺察(awareness),而非幫助案主適應目前當下的不公義環境與制度。女性主義諮商希望能夠去除諮商的神秘性——案主才是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形塑改變的專家。[1]

在女性主義諮商中,其中一個常用的工作方法稱為「權力分析」(power analysis),女性主義諮商師和案主一起回憶自己過去的生命經驗、意識到社會上的性別權力落差,包含自己與優勢(privileged)族群獲取資源的差異。

比如說,讓一個為肥胖及負面身體意象所苦的案主知道:自我價值是取決於自己能夠喜歡自己的身體,不是為了服膺社會上主流文化對於「美」、「瘦」等同「健康」的父權身體規訓。這就是帶著案主做一次權力分析後,案主能夠增強的能力,並由此獲得賦權(empowerment)。

很多人誤以為女性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只和生理女性工作,其實女性主義諮商並不是只為女性案主服務,而是藉由挑戰傳統父權價值和世界觀來為各種性別的案主服務——包含男性案主與多元性傾向的案主,都可以是女性主義諮商服務的人群。

女性主義諮商雖然指出男性在父權體制中的優勢地位,但也承認父權體制同樣對男性形成壓迫,像是陽剛氣質研究(masculinity research)中研究男性的諮商求助行為(counseling-seeking behavior),認為父權體制同樣壓迫了男性的求助行為及情緒表達,這就是一個由女性主義諮商出發的實例。

敘事與療癒:後現代主義治療與女性主義諮商

事實上,女性主義諮商的優勢就是它能夠與各式各樣的理論學派結合——像是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阿德勒(Adlerian)、家族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 theory)等學派;其中,後現代主義作為一個近年才發展的新興學派,經常和女性主義結合在女性案主的生命敘事治療中。

後現代主義思潮開始在諮商界萌芽後,諮商師們開始質疑舊有理論中存在的「真實」(reality),有些後現代主義學者認為所謂放諸四海皆準的「真實」並不存在,而是隨著時代的解釋和歷史脈絡而變動。因此,案主的世界觀所建構的真實就變得重要了——後現代主義治療中著名的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因而在近年逐漸盛行。

敘事治療帶給女性主義諮商師許多養份,許多處於交織處境下的女性聲音得以被聽見,她們所肩負的壓迫也逐漸在各種以她們的語言書寫的敘事中變得立體而有溫度;男性的女性主義諮商師也參與其中,他們理解自己處於優勢位置,進而能夠以女性主義視角理解案主的壓迫處境。

案主敘事和重構生命故事的過程本身就具備治療的效果(therapeutic),這和女性主義中的重新標籤(relabel)、重構(reframe)具有類似的意義——重新命名重要的生命經驗,這件事本身是能激發案主改變的力量的。

當女性主義諮商遇上多元文化:如何面對實踐上的困境?

然而,女性主義諮商並非萬能,諮商學者Corey曾探討女性主義諮商在多元文化諮商上的貢獻與困境,兩者都提到了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對於多元文化的限制,這尤其展現在案主與諮商師文化背景不同的跨文化諮商(cross-cultural counseling)中。

由於女性主義諮商師通常將女性主義作為諮商工作和個人生命的實踐準則,有時候對於特定性別議題中存在的文化差異會造成諮商師的誤解,像是性、離婚、墮胎及身體意象等這類在東西方文化中存在較大差異的議題,跨文化諮商時就需要諮商師花費更多心力與案主溝通。

舉墮胎為例,對集體主義文化(collectivism)的案主溝通時,個人主義文化(individualism)背景的諮商師可能很難理解為什麼墮胎需要跟整個家族商量而不是個人的決定?倘若諮商師並未加強自己的多元文化敏感度,很有可能跟案主在原地打轉,甚至讓案主感覺自己被責怪,進而增加案主的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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