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是否過時? 就讀法蘭克福大學的台灣學生,看2021年心理系爭議始末

精神分析是否過時? 就讀法蘭克福大學的台灣學生,看2021年心理系爭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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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精神分析,我們是否能夠如上個世紀佛洛伊德、米徹利希、阿多諾等人,以及這個世紀的布雷勒、戴克等人所達成的那般,不曾放棄以極富洞察的觀點詮釋極右派激進份子——或許未曾消失過、疫情及疫苗陰謀論者,警示眾人?

被問及為何選擇於法蘭克福大學(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以下簡稱法大)就讀心理學系時,我的回覆通常是,當初搜集學校資料時在法大官網上看到對於心理學科的敘述:「心理學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人類,同時不會忽視將他們視為整體的必要性。生物、人文社會、文化以及生態的觀點相輔相成。」

從這段敘述可知,法大心理系認為——相較於其他同樣提供心理學學士學程的德國公立大學而言(在此不提及哪些「其他大學」,並非本文重點),心理學的定義是相當廣泛(umfangsreich)的,且並不將心理學限縮在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或神經科學(Neurowissenschaft)的領域裡,這點可以從法大自1960年代提供「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課程——當時精神分析仍被歸納在哲學系(Philosophische Fakultät)裡——得到驗證。

除此之外,考量到心理系學士學程規劃,學生普遍必須在第五個學期完成一項實習,而法蘭克福是除了柏林之外,同樣設有佛洛伊德研究機構(Sigmund-Freud-Institut,SFI)的城市之一,對於精神分析領域有興趣的學生們而言,佛洛伊德研究機構或許會是理想的實習地點。

法蘭克福與精神分析

從以上我選擇法大心理系的兩個主要理由來看,即使我並非完全有意識地為了精神分析而選擇法大,這些理由都毫無疑問地和精神分析脫離不了關係。於此,必須提到的是法大——或者更廣義而言,法蘭克福與精神分析之間的歷史關聯。

首先是以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為首等七位心理醫生及心理學者、於1926年所建立的「西南德公會」(Südwestdeutsche Arbeitsgemeinschaft),兩年後「法蘭克福精神分析機構」(Frankfurter Psychoanalytische Institut,FPI)也由此產生。

然而,二戰前精神分析於法蘭克福的發展,隨著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精神分析學科始祖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於1930年獲頒歌德獎(Goethepreis),以及不久後、也就是1933年,納粹黨在全國議會選舉中獲得了絕大多數的席次,且希特勒當選總統後,產生了暫時性的斷裂。

這群多數為猶太裔的研究學者,包含佛洛伊德本人在內,為躲避納粹的迫害而被迫離開德國。二戰後,另一批新的學者重新建立了精神分析與法蘭克福之間的關係。

這群學者正是哲學家提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這兩人以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er Schule,此指批判社會理論[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的法蘭克福學派)廣為人知。而精神分析治療師亞歷山大・米徹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及多位醫師於戰後旁聽了紐倫堡審判(Nürnberger Prozesse)中納粹醫師審查與判決,此後,三人於1956年佛洛伊德誕辰一百週年時,與法蘭克福及海德堡(Heidelberg)有名的講師們規劃了一系列的精神分析講座。

1959年,同樣在阿多諾及霍克海姆的建議之下,兩人和當時的黑森邦(Hessen)邦長吉奧・茨恩(Georg August Zinn)成立了「精神分析與身心醫學機構暨培訓中心」(Institut und Ausbildungszentrum für Psychoanalyse und Psychosomatik),並由米徹利希擔任第一任的院長。如佛洛伊德的女兒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在隔年的開幕儀式上所說的:「德國一個嶄新的精神分析時代開始了。」

「精神分析與身心醫學機構暨培訓中心」是德國第一所,且當時唯一培訓醫生及心理學者為精神分析師的學術暨研究機構。「精神分析與身心醫學機構暨培訓中心」在米徹利希的任內於1964年更名為佛洛伊德研究機構,並以此名稱延續至今。

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提奧多・阿多諾

就先前所提到的法大自1960年代提供精神分析課程、1959年「精神分析與身心醫學機構暨培訓中心」於法蘭克福成立這兩件事而論,阿多諾及霍克海姆的對於精神分析的推廣都是功不可沒。

阿多諾在1937年依循老師霍克海姆的建議,與妻子流亡至美國,而阿多諾也是在流亡美國的期間產出了生平最富啟發性的(heuristisch)的著作,分別是與霍克海姆合寫的《啟蒙的辯證》(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以及與多位心理學者如波蘭猶太裔的芬克爾-布恩斯威克(Else Frenkel-Brunswik)合著的《權威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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