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加害者會因對話而改變嗎?專訪《殺人一舉》導演奧本海默

《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加害者會因對話而改變嗎?專訪《殺人一舉》導演奧本海默
《殺人一舉》紀錄片劇照。Photo Credit:行人文化實驗室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殺人一舉》的主角安華.剛果為了揮去自己心中產生的疑惑,他多次要求暫停拍攝,改拍其他不同場景的戲。事實上,紀錄片中包括所有的場景、劇情,全都交由安華自行設計安排,因此在不知不覺中,這部電影就成為一部極具分量的作品了。

編按:本文為專訪紀錄片導演 約書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文:SOMEONE'S GARDEN

三十年前,印尼發生一場名為「清洗共產黨」的大屠殺事件。美國紀錄片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發現這場悲劇並非過去式,它仍存於現在的此時此刻。導演在紀錄片中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實驗,他安排以殺人事蹟為榮的加害者,與每天恐懼被屠殺者包圍的受害者見面,讓彼此面對面接觸。奧本海默導演拍了兩部作品,帶給世人極大震撼。其中一部是讓過去參與大屠殺的兇手,再次詮釋自己的作品《The Act of Killing》(殺人一舉);另一部是親哥哥遭到屠殺的弟弟,對加害者提出質問的作品《Look of Silence》(沉默一瞬)。奧本海默導演到底是如何拍攝出這兩部奇蹟般的作品呢?

世界充滿各種暗號。接下來,只要得知解開暗號的方法就好

問:聽說之所以想揭露這段大屠殺的歷史,來自於2004年在印尼蛇河沿岸採訪兩位加害者時所獲的靈感?

Joshua Oppenheimer(以下稱為JO):這群當時參與大屠殺的人,誇耀往事的身影中,有一種令人無法言喻的毛骨悚然。我察覺到,他們並非單純想出名或瘋狂才願意站在鏡頭前,而是「社會本身」處於一種瘋狂狀態。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告訴世人事情的真相。

2003年開始,我與《沉默一瞬》的主角阿迪成為好朋友。最初透過他的親戚,我與兩位加害者見面,接著又認識其他加害者,陸陸續續展開拍攝工作。這群男人驕傲談論著大屠殺的點滴回憶,但是生活在他們的陰影下,是何其恐怖的一件事啊。拍攝他們的某個夜晚,我腦海中閃過了兩個念頭。其中一個念頭是,他們為何能如此自豪談論這些往事?每當他們驕傲地高談闊論時,總是有一個傾聽的對象。也就是說,他們正在對著某個人炫耀這些事情吧?他們期望對方怎麼看待他們?包括他們的兒女、兒孫女,還有我,以及世人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如何看待這樣的自己?假如讓他們試著詮釋本來的自己,就能以虛構的方式拍攝紀錄片了。

我的疑問是,隱藏在他們背後的到底是什麼?他們是否曾想過贖罪的問題?我決定用一種方式去質問他們,那就是透過「重演」,讓他們去思考這些事情的本質,最後才完成了這一部作品《殺人一舉》。另外,還有一個念頭,家人慘遭屠殺的遺族,數十年來卻與這群加害者生活在同一個地方,這到底又是什麼狀況呢?加害者依然擁有權力、威脅著人們,談起過去的罪行時,總認為是一種榮耀。然而存活下來的人,卻靜靜地生活在語言之外的沉默黑暗裡。這些沉默,在他們的家人、身體、記憶之中,產生了什麼作用?又留下了些什麼?這些疑問,全部都放在第二部作品《沉默一瞬》。

重現屠殺的場景,喚醒罪惡的記憶

問:你如何讓這些屠殺者重演當年的屠殺場面?

JO:《殺人一舉》的主角安華.剛果,是我在2005年拍攝的第41名加害者。2004年1月,我在蛇河採訪完最初的兩名加害者後,想儘量找到更多加害者。然而這些加害者全都如出一轍,談起自己手染鮮血的殺戮事蹟,個個引以為傲。我想要了解他們是否在乎其他人眼光,於是提議:「你們參與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事件。為了社會與你們自己,你們願意讓大家看見你們真實呈現的自我嗎?」因此,我請他們帶我回到實際發生大屠殺的現場,希望他們重現當年的殺人經過。

接著,我又再度向他們提議:「請這樣繼續下去。請告訴我,你們用什麼方法讓雙手沾滿鮮血呢?希望你們透過戲劇的方式重演一次,讓我拍下這些過程。而同時,我也會把你們『想給大家看什麼、不想給大家看什麼』的討論拍下來收錄在影片裡。」然而仔細想想,我並不清楚他們為什麼連「不想給大家看什麼的討論過程」也都同意我拍下來。

所以,除了他們提出想要刪掉某段情節的發言可以拍,甚至連拍下他們討論這些事情的經過也沒關係。他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對此感到疑慮。我向他們說明,我會把他們重現殺人現場的戲劇情節,與他們討論如何詮釋的過程,穿插組合在一起,這將會誕生一部前所未見的新電影;透過這部紀錄片,相信他們或社會的疑問,一定能夠找到答案。

首先,我向主角安華提出想法。安華與我之前拍過的四十個人截然不同,他無法隱藏內心的痛苦。我們見面的第一天,他帶我去一棟屠殺現場的大樓屋頂,當場示範如何用鐵絲把對方的脖子勒斃,講完之後卻突然跳起恰恰舞步。紀錄片中,有一個片段是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刻。我去他家拜訪,徵詢他拍紀錄片的意願,雖然很有可能遭到拒絕,但我還是按照自己的習慣,扛著攝影機前往拜訪。

到了之後,安華說:「聊聊天無所謂,但是我的太太目前有訪客。」於是帶著我轉往頂樓去。接著我察覺到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已經四十年沒爬樓梯的安華,一到了屋頂,立刻發出痛苦般的「嘆息」。原來這個地方喚醒了他曾經在頂樓殺人的痛苦回憶,不經意地將內心「感受」顯露出來。

「或許我想了太多以前殺人的事情。為了不讓自己瘋掉,我盡情地活在酒精、嗑藥與跳舞的生活時光。你看,我的舞跳得還不賴吧。」這一定是為了忘掉痛苦才跳的舞,我拍下這一幕,內心暗付,一定要將他的真實內心告訴世人。就像映照出自己的鏡子一樣,希望安華也能夠好好檢視自己。但同時我也擔心,在電影院分享這些拍攝過程的相關風險。畢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嘗試過這樣的挑戰,大家都為它過於危險。

「怎麼把我拍成這個樣子,簡直太過分了!我要立刻退出演出。」我想安華說出這些話的可能性相當高。因為第一次看《殺人一舉》,安華在確認自己的表現時,就曾說過:「衣服不對,簡直像要去野餐一樣!」如果他又看到影片中自己困惑的神情時,會不會說:「夠了!怎麼把我的臉拍得這麼糟?我才不想拍這種鬼東西!」隨即叫警察或(準軍事組織)班查西拉青年團的人傷害我們。在這過程中,我捏了好幾把冷汗。我甚至事前安排好攝影團隊去機場待命,要是有個萬一,隨時可以逃往國外。假如我的手機沒送出「沒問題」的訊息暗號,就等於終止拍攝。

雖然安華覺得這一場戲不太對勁,但卻一直以「服裝不對」之類的理由,掩蓋自己殺人行為的「錯誤」。這是因為他不斷說服自己,從1965年開始到結束那一刻,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正確的;但對他來說,看到影片中的自己,卻是初次體驗,所以他在當下選擇欺騙自己,以及拍攝這一切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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