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建榮《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余政學商三棲通吃,廢中央研究院及附屬院士制,此其時矣

盧建榮《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余政學商三棲通吃,廢中央研究院及附屬院士制,此其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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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余門子弟產出貧弱,卻以分贓方式,近親繁殖,演變成學術世襲制,寡佔資源、職位和獎項,養成年青學子抱權勢者大腿的壞風氣。如此荒腔走板,處處雙重標準,全然不見是非與公正,史界如何培育出大家?

文:盧建榮

序曲

(前略)

四、余英時的攀虎附狼其來有自

對於傅斯年留學歐洲、引進國家贊助學術制的國家最高研究機構及其所屬院士頒授制,我必須批傅所犯的大錯。沒錯,法國成立國家最高研究機構,叫法蘭西科學院,早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的十七世紀中葉就出現。法國改變英國早幾年設立的皇家學會(英國科學院)的運作模式,即財務自主,英國政府並不資助。英國凡稱「皇家」者,表示非私人,而是開放公眾之意。「皇家」只是英國替大眾看守公共利益之意,也不是皇家專有。這點讀者萬勿望文生意。

法國的科學院,從硬體設施、人事經費,以及業務費用,全由法國政府埋單。可知,英國學術自主,超然於政治權力之外,但法國的學者則接受國家供養。相較之下,法國在此被英國給比下去。實際上,法國皇家是學術發展的贊助者,但幸而國王路易十四謹守分際,並沒去科學院將學者踩在腳底下。路易十四在位一天都沒去過科學院!(以上參見本人主編譯叢書系之一的彼得.柏克[Peter Burke]作、許綬南譯《製作路易十四》[台北:麥田,1997]頁69-70)

同樣是國家出資開辦的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中國的還比輸法國的。蔣介石可不同於路易十四。他在中央研究院甫從鶯歌鐵路倉庫搬至在南港之時,有一年夏日的晚上心血來潮,驅車前往視察。蔣進入院區,只見黑漆一團,唯獨一座大樓(按:歷史語言所研究大樓,一九八六年拆除)一間房間露出燈光。蔣推門進室,看到一位瘦弱壯年人只穿一條短褲、上身赤裸,正在埋首寫字。

蔣一迭連聲,問他是誰,院長哪裡去了? 這位漢子自稱:「嚴耕望」,他說下班時間,院長怕是回家去了云云。蔣問:「你是值班的?」嚴答以:「不是。我只是用功。」蔣判斷,跟一位低階研究人員窮耗,沒有搞頭,就悻悻然走了。事後據說院長朱家驊吃了蔣一陣排頭。再多年之後的六○年代,嚴耕望選上院士,與蔣同桌吃飯,蔣並未認出他是那夜在整個中研院院區獨自用功的那位壯年人。

從蔣介石突擊中央研究院,因碰不到院長,而發院長一頓脾氣。這比路易十四都不如。更別說蔣每次新科院士餐會,他儀式性地羞辱、踐踏這群頭頂學術光環的院士學者。這在英、法兩國元首都未曾有過。傅引進歐洲學術結社和榮銜頒授制,不走英國模式,選走法國模式,等於取法乎下。這也就算了。傅竟然與虎(蔣介石)謀皮,說我們讓您供養,並由得您玩弄我們。這只取法國模式的形式,卻揚棄法國模式的神髓:供養者不得與學者有身體接觸,更不能叫學者出賣靈魂。蔣介石在無恥文人引導之下,教會蔣如何去玩死中央研究院,以及它所選出的院士。

政治凌駕學術這條路上,除了政治強人集權有以致之,但學者甘心受強人擺布,亦是重要促成因素。易言之,學者自侮,而後政治強人侮之。傅斯年引進歐洲學術文化故事背後,不正是學者為虎作倀的結果嗎? 可怕的是自食惡果多年,猶沾沾自喜。傅斯年的徒子徒孫,無不個個依附強權到自我作賤的地步!這應是學術文化基因遺傳所造成的。

五、余英時早節與蔣家兩代主子的關係

一九七四年,是余英時選上院士那年,剛好碰上蔣介石生平最後一次主持羞辱新科院士儀式,完了之後,蔣介石援例賜飯,且同席陪吃。所有之前選上院士也得列席蔣介石賜飯餐會,來充當人氣門面的道具。當時余英時應該在場。話說余英時申請院士推薦書上,有五名推薦人,其中兩位較具代表性,值得公布於此。其中之一,余的師兄嚴耕望,代表的是中研院.歷史語言所這邊的人脈票數,一定一票不差,全投給余。另一位推薦人是邢慕寰。邢代表人文院士群落中第二大派的經濟學者,邢是那時經濟院士的掌門,有他首肯,經濟院士便埋頭票投余。

據余《回憶錄》(允晨:2018)稱,邢訪問哈佛期間,受余接待,兩人交情甚篤。余的哈佛博士指導教授楊聯陞,是余院士選戰的總幹事,負責催海外院士票投余英時。余當年以四十四歲之英年,榮膺人文院士,開創少年院士的美名,乃此一紀錄的保持人至今。

很可惜,蔣介石第二年(1975)就去世,余英時當然痛失成為蔣介石帝師、或文膽的機會。幸而蔣二世蔣經國繼任大統。余的岳父,陳雪屏,是控制文教界的特務頭子,標準蔣記政權的爪牙,功在黨國。余英時憑此關係,就繼續尋覓當統治者帝師或文膽的機會。在此,張友驊指正我,余與台灣當局的仲介掮客不是岳父陳雪屏,而是蔣經國首席門生李煥。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宜蘭棲蘭山莊有一群學者正在參加「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會議,為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主辦,時安迪颱風橫掃北台灣,會議在停電中摸黑進行。學者中最具份量的當數余英時。余因會前與總統蔣經國有約,要在台北約見他。余遇天災自然耽誤約會一事,表現得異常惶恐不安,那是因為遇到宜蘭通台北鐵、公路全斷的窘境。不僅如此,即令以步行想翻越群山重重的北宜公路,也因落石塌方嚴重、安全有虞,宜蘭警方護民有責,乃封鎖山路進口。面對如此情勢,余至為惶恐,萬一不能履約,余氏耽心蔣經國會懷疑他效忠的誠意,但不克服交通險阻,則無法依時限見到總統。

據說約見時間是七月三十日下午四點。這時會場主辦單位有位奉茶小弟剛好有一輛隨身坐騎的摩托車。這位小弟奮不顧身,向余英時請命要載他翻越險阻到達台北。余英時當機立斷,表示願意冒險犯難、也要見到總統。據說約見時間是七月三十日下午四點。於是事不宜遲,這位小弟就載著余英時翻山越嶺而去,居然安全抵達台北,讓余英時沒誤了總統約見的時間。這位小弟,不是別人,是余英時拉拔他成為「少年院士」的第二人,王汎森是也,選上院士那年,僅比余任院士年大上一歲而已。

余英時與蔣經國見面,並非兩人交往的起點。早在五年前,因為一位留學生,就開始建立關係。話說東海大學歷史系有位學生,因破獲匪諜案而建立殊勳。一九七三年,這位受黨國提拔的歷史系畢業生,考進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三年後,即一九七六年,他獲學位。蔣經國當局為物色一位可代寫總統思想文告的秉筆,就知會余英時,要送這位台大碩士接受調教。余英時欣然同意。這位青年才俊不是別人,正是康樂。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八日,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海外留學生集體去台灣駐美外交單位抗議,所有人都蒙面,只有康樂甚為英勇,拋頭露面地夾雜在一眾蒙面留學生隊伍中。還有另一位不蒙面的,則站在與台灣留學生隊伍的對立面,是一位拿照相機幫政府搜證的職業學生,他叫馬英九,他被抗議人潮給噓走下,還笑逐顏開。(有相片為證)康樂混跡抗議留學生群中,許多人便知他是國民黨校園間牒。

一九八三年,康樂獲博士學位返台。他先行去總統府給人測試寫文告的段數,結果不令高層滿意。康樂這才「下放」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康樂生前分別向新高地社長張友驊和主編盧建榮在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五年間,供稱讀不懂余英時思想史文章,想來這是康通不過總統府測試的關鍵:程度太差。

筆者會去說余英時收不成材的康樂當學生這段故事,不是要揭發死者陰私(恰恰相反,康樂很陽光,從不掩飾知與不知),而是要說明余英時在當完新科院士不久,就與蔣總統暗中有來往。當蔣總統要他收特定學生時,余不敢說不。等收到學生之後,余方知收到一位天兵學生。但天兵歸天兵,他是余和蔣之間信物兼溝通橋樑,也不是全無用處。

這裡又透顯余英時的心態是,政治第一,學術其次。按說要慎擇傳人,但在主子命他收下康這項禮物,余只好嚥下。還有,王汎森和黃進興都看不起康樂這位大師兄,但康樂至少行事光明磊落,不像王、黃用陰謀詭計去暗算人。這點筆者要替康樂說句公道話。

六、余英時政學商三棲通吃且吃相難看

一九八八年一月,余英時的衣食/精神父親,大獨裁者蔣經國,猝逝,他如喪考妣,跟著一群黨國之子胡言亂語,在《聯合報》發文,下指導棋,說台灣繼任者當如何,當與中國如何如何。這暴露出余英時一副當帝師的嘴臉,抑且也抖露出與蔣家深厚情誼。後一點相當可怕,與他平日裝扮獨立知識人的神樣,有著天壤之別。

到了李登輝當總統,余英時努力營求到一官半職,當起李登輝「國統會」的委員一職。國統會是李登輝政治障掩法的一個工具,余英時願意當李登輝工具的工具,完全與余假面獨立知識人手法,若合符節。余一生任官只此一次,但他那時並不知道,以為還有厚望焉。

二○○○年之後,替余吹捧的兩大報,即《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已然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第一大報的《自由時報》。余英時汲汲營營,透過王汎森找人事關係牽線,可以讓余在第三版上對台灣指點江山,又儼然一副帝師狀。無奈余所言沒市場,一陣子之後,《自由時報》就不讓余利用寶貴版面了。從此,余在台灣言論界,失去踪影,美好的八○年代也就不再回來了。

不過,余在台灣史界,有其弟子幫他照料台灣利益。在政界,余是風光不在。但他還是靠弟子前後攀上台灣兩位大財主。一位是新光集團老板吳火獅,另一位是潤泰集團老板尹衍樑。吳老闆去逝,余為他寫〈吳君火獅行誼〉,吳家回報余,全套「四庫全書」,這讓余宅生色不少。這令筆者想起一件事。即唐代白居易為死去老友元稹寫墓誌,元家贈白居易天文數字的酬金,白不生受,將贈金拿去龍門蓋一所國家公園,叫香山寺園,供大眾遊樂其中。相形之下,余英時憑一文賺了四庫全書全套的金錢,他只想一人享受。在風襟氣度上,高下立判,白高余下,自不待言。

大老板尹衍樑在與中央研究院相互勾結、戀奸情熱之際,送給中研院可主辦學術大獎:「唐獎」的機構,得獎者每人美金一百萬。二○一四年第一屆頒獎,在「漢學」獎項上,獲獎人是余英時。他這次倒是拿出獎金的三分之一回饋社會,沒想到余借花獻佛之舉,是左口袋出,右口袋入。你道為何? 余將台幣一千萬獎金設在由王汎森、黃進興等弟子掌控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可以想見這個學術資源的獲益者,仍是余門派下有裙帶關係的後生小輩。

余的出手,哪裡是為社會獎勵人才?完全相反,他是利用奸商給的錢,在培植旗下勢力也。這種取之奸商,一大部分用在自己,有餘再分給自家派閥子弟兵。這是典型自私自利,還沽名釣譽要社會感念他:余的門人在史語所幫余設了「余英時獎學金」。

余對政治強人敬若神明,死也要效犬馬勞狀,台灣列位統治者,他都竭盡所能去強加攀附。余在政治界有奶便是娘,在財經界,余亦不遑多讓,如替大老板寫一生行誼,賺得一票豪宅裝潢錢,又如偎在當今台灣頭號財主尹衍樑身邊,以獲金援(二○一六年中央研究院要把國家名器的院士送給這位大商人,這是典型學商勾結),接著把所獲金,取去壯大自家勢力,並教壞下一代,有為者亦若是,從此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垂涎欲滴。這其實是對國家命脈刨根!反正台灣命若該絕,也不多余英時這位掘墓人。

七、廢中央研究院及附屬院士制 此其時矣

至此,本書本篇作個總結。傅斯年當年引進歐洲院士制,沒法乎上,取英國模式,本身就存心不良,莫若不引進。傅轉而取法乎下地引進法國模式,當然引狼入室,讓政治強人有作賤、羞辱知識人的機會。即使法國院士制再壞,至少還有統治者不去接觸學者身體、去科學院逛大街的一點優點,但橘逾淮而為枳。中央研究院及其附屬院士制,既然變質而先天體質不良,再加上從二○一一至二○一四年,院長翁啟惠、副院長王汎森雙雙帶頭自污,是到了廢除中央研究院及其附屬院士制的時候。

倘能如此,或可解民倒懸,也是公德一件。再說一遍,中央研究院及附屬承辦院士選事制,打一創立就自我閹割、要讓知識份子自甘墮落到任由政治人物擺弄,根本就違反獨立知識人的文化典範。本人建議上中二策:上策是仿行英國制,由知識人自行成立國家級最高研究單位,自行集資,絕對不可向國家或財團金主募款。中策是廢棄法國式最高研究機構及其附屬院士制。但有王汎森等黑色豪門文化基因的人握權一天,我跟張友驊早就料定以上於民有利的兩策,皆不可行必矣。如此,就且等台灣亡國而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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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暖暖書屋出版

作者:盧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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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自由主義,實乃威權主義同路人,
雙重標準卻掩人耳目,瞞盡所有世人。

余家班的雙標人生:

  • 高唱自由主義,惡搞言論和新聞自由。
  • 抓抄打假標準不一
  • 近親繁殖的學術世襲制

學界巨擘余英時於一九五四年,以二十四歲英年站在香港發聲,挑戰中國學術大師郭沫若,指控郭抄襲乃師錢穆著作,一夕之間聲名大噪。之後赴美留學成了美國漢學家。於一九七四年獲台北頒以院士榮銜,從此穿梭於太平洋東西兩岸,打著反共旗號,博取更大聲名。不久,他把中國傳統獨裁與反智論掛勾,獲《聯合報.副刊》刊載,台北層峰派人探尋,獨裁與反智究竟何所影射?答曰:北京政府。引得台北當局龍心大悅,下令兩大報予以重點栽培,遂捧成台灣家喻戶曉的文化明星,直到蔣經國一九八九年去世為止。

從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九年約莫十三年時間,是余英時一生最巔峰時期,在政治/文化上皆備極榮寵且名利雙收。他批評北京政府,但所評內容,台北當局一樣不缺,但他雙標,故意視而不見。還收了蔣經國硬塞給他的一位職業學生康樂,身為康樂師尊的余英時,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却扮演簽名抗議的正派人士。余大師批郭沫若抄襲,他的座下門生卻出現抄襲者,或利用權勢庇護抄襲者,還鼓動抄襲者興訟,大師依舊護短縱容。

更有甚者,余門子弟產出貧弱,卻以分贓方式,近親繁殖,演變成學術世襲制,寡佔資源、職位和獎項,養成年青學子抱權勢者大腿的壞風氣。如此荒腔走板,處處雙重標準,全然不見是非與公正,史界如何培育出大家?

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暖暖書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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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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