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精神》:台北在台灣政黨輪替史上,一直站在舞台的中央

《城市的精神》:台北在台灣政黨輪替史上,一直站在舞台的中央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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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相當受年輕人歡迎的無黨籍台大醫生柯文哲史無前例地獲得大勝。台北人再次表明,只要能使台北成為更好的地方,他們可以接受來自任何背景或黨派的市長。

文:林夏如(Syaru Shirley Lin)、趙哲儀

台北:有人情味的進步之城

華人民主搖籃的先驅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讓美國重新審視其對台策略。為了確保太平洋第一島鏈屏障的完整以鞏固,自身的利益,原本已被華府放棄的蔣介石和中華民國絕處逢生。台灣成了美國在冷戰期間重要的夥件。

曾在二戰時對台北猛烈空襲的美軍,因美軍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縮寫MAAG)的成立進駐台北,對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和訓練。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正式簽立後美軍協防司令部在台北成立(United States Taiwan Defense Command,縮寫USTDC),全盛時期台北有超過萬人的美軍及眷屬。

越戰期間台北曾是美國大兵短暫度假的最佳去處,直到台美斷交美軍全面撤出前,圓山、天母和陽明山一帶是當時美軍機構和宿舍主要分布地區。無論是美國政府給予的大量經濟和軍事援助還是民間團體合作,美國的態度對台灣社會的政經文化發展一直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經濟合作使台灣以外銷市為導向進入歐美市場。

在那個年代,台北人的記憶是孩子們身穿母親用舊麵粉袋做的內衣褲,上面印有「中美合作」、「重二十公斤」等字樣。美國透過提供獎學金,使得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有機會赴美深造。當時所謂的「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說的就是這批人。相當多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成為美國社會的中堅。

這批人有些(好比夏如的父親)回到台北就業,有些在美國定居但都繼續關心台灣,共同蘊釀了在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本土力量的萌芽,進而推動七〇和八〇年代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直到九〇年代漸漸進入民主社會及一九九六年的人民直選總統,美國對黨外運動背後的支持不可小覷。


(夏如)我從小就意識到,人民必須靠奮鬥來爭取自身的權益。當父親以第一志願考上政大外交系和台大政治研究所時,台灣的外交處境已經出現危機。父親也發現毫無背景的他是不可能在政府有所作為的。每天晚上放學回家後,父親會問我們今天在學校裡學了些什麼,然後說課本的八股教條跟政治文宣幾乎都在誤導我們。

一九七九年五月創立的《美麗島》雜誌是由一群黨外人士發起,在台北當時的中泰賓館舉行了創刊酒會,一個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要求解除報禁,黨禁總統直選的運動自此在全島展開。每當有新一期的雜誌發行,我們全家就會聚在飯桌旁,一頁一頁仔細閱讀。事件的高潮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在高雄爆發的美麗島事件,黨外人士紛紛被捕。學校的老師們譴責這場運動,還要求我們檢舉任何購買這份禁刊的人。

即使我們在學校非常害怕,但是到了晚上,忿忿不平的父親仍在家裡製作支持民主和反政府領導人的海報。充滿正義感的母親則會領著我們四個正在念小學的孩子,把海報張貼在光復南路住家附近的所有電線桿上。這在當時的台北是非常危險的舉動。其他同學的父母好像都沒有如此鼓勵他們,但是充滿理想的爸媽卻認為我們必需以行動支持民主運動,表達自身的意見。這在我的童年留下了不可抹滅的痕跡。

台北自日本統治以來一直是台灣政治及經濟的中心。在日治的二〇年代開始,台灣學生和菁英就已經開始要求殖民地自治權利,努力爭取在日本議會的代表權和地方選舉的自由,台灣的本土認同在當時已經存在。儘管許多人為此付出代價,這樣的抗爭在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下依然持續不斷。

國民黨超過半個世紀的一黨執政,不只是本省籍的知識份子和精英在政治壓迫下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大陸人也在所謂的「白色恐怖」下一起被指控為共產主義的同路人。台北變成是政府對政治、教育和商業的控制中心,被認定的異議者不論是教授、學生或工人都可能遭到逮捕或無故消失。

曾在國民政府任職原籍浙江的雷震,正是因為在和胡適及本省知識份子共同發起的《自由中國》雜誌裡,鼓吹民主自由和開放反對黨的必要而被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判處十年徒刑。雖然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曾經資助《自由中國》雜誌,但美國政府對於蔣介石幾十年來以「反攻大陸」的名義所探取的強權壓迫並沒有積極干涉。

沉寂一時的民主運動在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後激起了新的火花。威權體制為了合理化自身的存在必須舉辦選舉,但反對人士得票超乎預期迫使執政黨造假舞弊。群眾因而聚集抗議。民主運動在黨外人士的帶領下方興未艾。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在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黨外人士遭大舉逮捕,發行人黄信介等八人遭軍事法庭以「武力顛覆政府」罪名起訴,另外三十三人由普通法院審判。為了取得顛覆政府的自白,被逮捕的人遭到刑求。其中林義雄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在大白天於台北自宅遭到屠殺。臺灣社會籠罩在恐怖氣氛中。大逮捕之後在景美上演的公開審判成為台灣現代政治史上的轉捩點。民主人士在法庭上陳述對台灣民主的嚮往,大大的震撼了民心。儘管被逮補者皆被判以重刑,卻也激發了新一波的民主浪潮,讓後來者前仆後繼,無續爭取開放反對黨和言論自由。

反對專制統治的異議份子,所謂的「黨外」人士,經常在台北舉行重要會議。一九八六年,一批黨外人士集聚在台北圓山飯店針對即將到來的選舉進行候選人討論,民主進步黨於焉成立。蔣經國在一九八七年結束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後的隔年過世。繼任的李登輝在一九九一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萬年國會」終於下台。各類的報刊雜誌和活動開始在台北風起雲湧,台北成為了這個被稱為「華人民主先驅」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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