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左派高舉「批判性種族理論」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製造仇恨

美國左派高舉「批判性種族理論」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製造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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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十年前,我們全家逃離中國,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忍受孩子被中共進行黨化洗腦教育。然而,我萬萬沒有想到,到了美國,孩子在學校卻被另一種形式的左派思想所毒害。

二○二一年十一月美國各地的地方選舉結束後,當人們對共和黨人楊金(Glenn Youngkin)贏回維吉尼亞州感到興奮之時,那些在自己的學區和社區內,與左派暴政和「批判性種族理論」和「多元性別理論」戰鬥的美國家長們,也在多地的學校董事會競選中獲勝。

「一七七六項目政治行動委員會」是一個由保守派家長和活動人士組成的社團,這個社團的宗旨是:「我們將支持那些,反對在學校中推行批判性種族理論和激進的一六一九項目的校董會候選人。這是讓家長而不是工會來決定學校課程的努力。」

這個組織的領導者瑞安・詹姆斯・格德斯基(Ryan James Girdusky),宣佈了保守派家長在全國各地的選舉中節節勝利的消息:在維吉尼亞,家長們支持的候選人贏得了三個校董席位;在科羅拉多州,家長們完全囊括了道格拉斯縣的校董席位;在科羅拉多州,家長們完全囊括了埃爾帕索縣第二十選區、第四十九選區及第五十一選區的校董席位;在堪薩斯州藍色的約翰遜縣,家長們支持的候選人贏得了三個校董會席位。

在紐澤西州櫻桃山,家長們支持的候選人贏得了學校董事會席位;在賓夕法尼亞州藍色的蒙哥馬利縣,家長們支持的三位候選人當選了學校董事會成員;賓夕法尼亞州蒙哥馬利縣的帕橋曼學校董事會的選舉中,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候選人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在明尼蘇達州道格拉斯縣,家長們支持的候選人在亞歷山大學校董事會的選舉中獲勝;在明尼蘇達州深藍的亨內平縣,家長們支持的候選人也贏得了一個學校董事會席位。

美國基本的民情秩序並未潰散,人們不會容忍左派將美國變成左派肆虐的無依之地。

「批判性種族理論」和「多元性別理論」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在中產階級強大、私有產權得到保障、階級鬥爭基礎薄弱的美國沒有市場,於是,馬克思主義者們就以「種族」和「性別」來取代「階級」,挑動社會矛盾和仇恨,以顛覆美國的清教秩序和自由傳統。

「批判性種族理論」是由哈佛大學非裔法學教授貝爾(Derrick Bell)等人提出,支持這一理論的左翼學者在一九八九年舉辦了第一次會議,為其正式定名。這一理論的核心是:美國的法律和制度的本質是種族主義,是要維持白人與非白人(特別是黑人)之間的政治、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一套系統制度,讓白人可以一直處於支配地位;在美國,種族不是自然、生物學意義上的,而是一種文化性的發明,即一種社會結構的類別,用於壓迫和剝削有色人種。

一套從馬克思主義演化出來的哲學論述,在美國社會本來難有市場。因此,左派用若干美好的詞彙對其加以包裝:透過公平(equity)、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和文化回應教學(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等美好的概念來傳遞「批判性種族理論」。他們透過各種培訓方案、人力資源課程、公共政策和學校課程等方式進入各政府機關和學校系統,慢慢成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意識型態。

「批判性種族理論」的目標,不是追求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所倡導的平等,而是少數族裔(非裔,偶爾包括拉丁裔,絕不包括亞裔)的特權,以及某種扭曲的平均主義。

在這場「文化戰爭」中,亞裔成為無辜的受害者:雖然亞裔並未參與歷史上白人對黑人的迫害(如奴隸制度),甚至亞裔也曾經是受害者(如排華運動、二戰中對日裔美國人的集中監禁等)。

但是,由於亞裔關注教育、勤奮努力,在諸多名校和高科技公司的比例遠遠高於亞裔在美國人口中所占比例,所以極左派打著「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旗號,在大學、一流高中的錄取中,或設置種族配額,或取消標準考試(特別是數學考試),他們的目標首先就是對準亞裔(降低亞裔的名額),而非白人。

在矽谷若干高科技公司和大學的招聘過程中,亞裔男子和白人男子已經同屬不受歡迎的類別。極左派不滿足於把白人貼上有特權族裔(White Privilege)的標籤,在二○一九年五月紐約市教育廳舉辦的一個講座中,亞裔已被貼上「享有白人特權」的標籤。亞裔不但在就學、就業方面早被悄悄地擠出少數族裔的行列,最近在華盛頓州的一個學區,亞裔被明確地和白人並列在一起,不再屬於有色人種了。

「公平學習」的第一步就是取消數學?

「批判性種族理論」聲稱,為了批判與消除白人優越主義,必須進行「公平學習」教學和「重新描述美國歷史」,不只歷史、公民、社會文化等課程,甚至數學和科學課程也都要運用這套理論來教學。

加州大學體系、波士頓考試中學、維吉尼亞的湯瑪斯・傑佛遜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這所多年來排名全美第一的高中,亞裔學生比例最高時超過七成。二○二年年,左派掌權的費爾法克斯郡學區,宣佈取消數學入學考試,通過種種幕後操作,將亞裔學生比例壓低到五成,而將非裔和拉丁裔學生的比例提高一倍以上)、舊金山的洛威爾高中(Lowell High School)等知名高中紛紛取消標準考試,就是以實現「種族均等」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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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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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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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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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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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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