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貿易戰就是階級戰》:凱因斯主義能夠解決地緣政治上的衝突嗎?

【書評】《貿易戰就是階級戰》:凱因斯主義能夠解決地緣政治上的衝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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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的寓意是,如果中國與美國能有更平等的經濟分配體系,就能有效緩解國內的整體需求與就業問題,各國的貿易衝突將隨著內部階級衝突的舒緩,而得到解決,或許,也就能避免地緣政治上的衝突。

文:蕭育和

嚴格來說,這不是一本關於「貿易戰」的作品,而是嘗試解釋,因為貿易收支失衡所引起的國際紛爭,背後所存在的階級與不平等因素。它關注不平等對於總體經濟的破壞性效應,表面上看似純屬一國國內事務的事件,最終卻因為國際收支的變化,而影響到世界其他經濟體的人民。

美國人抱怨中國搶走了他們的工作,賺走了他們的錢,但是,國家之間的貿易衝突,不過是遮掩「各國內部不同經濟階級之間整體衝突」的假象。歐洲的債務危機以及當前的美中貿易衝突,在兩位作者看來,本質上都並非「貿易戰」,主要經濟體的所得集中現象,才是導致生活水降低、貿易失衡惡化乃至於全球金融危機的禍首。

帝國主義的舊事重演

而這些都不過是「舊事重演」(Everything old is new again)。全書的觀點立基於20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John A. Hobson)對於帝國主義的觀察與研究。

霍布森認為帝國主義的經濟根源來自於殖民母國的生產與資本過剩,受薪階級沒有足夠的消費力消費本國的生產,將過剩的生產產出向海外輸出,成了當時歐洲資本家續命的手段。當「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投入現有政治版圖以外地區」時,「為了將新國度納入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政治擴張,就成為輸出剩餘資本與生產的政治搭配方案。

今天所謂的貿易戰也是如此。表面上是國家間之於市場的衝突,但本質上是國家內經濟分配的反映。所得分配被不平等地從勞工轉移到資本,衍生了製造品供給過剩、就業機會流失與債務增加等後果。霍布森當年的建議是通過徹底解決生產過剩問題,來避免帝國主義的政治惡果,具體方法是提高受薪階級的消費能力。

本書的觀點基本上立基於霍布森的診斷,作者認為,經濟上的不平等,造成受薪階級消費能力被壓抑的結果,這導致了兩個問題:

  1. 勞動階級消費能力出於各種原因而導致的貧弱,造成過多的產出無法消化。
  2. 勞工的財富被系統性地移轉到權貴階級,不僅扼殺了普羅大眾的購買力,形同犧牲消費來補貼生產,其金融資本的巨大積累,也導致了過度的投機行為。

這些都會讓本地國家尋求透過海外市場來消化過剩產出與資本,導致了投機性泡沫。例如美國在1994年到2000年間的資本支出泡沫,被葛林斯潘稱之為「不理性繁榮」的結局是金融危機。

過去,企業部門花費在擴大生產產能上的開銷,理應超過它產生的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則由家計部門的儲蓄來填補。但在金融危機之後,從2000年到2003間美國的淨商業投資大幅縮減。

如今,企業部門的支出經常少於其所產生的現金流量。因此而產生的企業結餘不是被分配給股東(例如美國的狀況),就是被企業保留下來(例如德國、日本與南韓的狀況),但未做他用,這同時也是生產性投資萎縮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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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的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

對於美元全球準備通貨地位的評價,也是本書頗具啟發之處。一般認為準備通貨的發行者具有優勢地位,但就如兩位作者所說,這是一個「以心理學而非經濟學為出發點的錯誤觀念」,如果準備資產的發行國並沒有掌握支配全球經濟的絕對壓倒力量,否則它必然面對國內需求與全球對準備資產需求之間的張力。

尼克森當年在國際霸權與自由貿易的抉擇之間,選擇了妥協,就是一例。廢除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結果,短期來看,貨幣貶值恢復了美國出口商的競爭力;長期來看,美元與黃金脫鉤,使得美國在經濟事務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本書認為因為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及美國金融部門因此被迫成為全球超額儲蓄的巨大貯存槽,反而造成了美國的負擔。全球對於美元資產的額外需求,讓美國金融部門必須藉由額外的供給來加以滿足,超額的金融債務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種子。美元的優勢地位,讓美國人被迫吸收了全球湧入的超額資本流入與製造品,結果是房市債務泡沫與製造基地被迫外移等後果。

在兩位作者看來,美國朝野兩黨對於「控制聯邦赤字」之財政手段的政策共識,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任何個別部門的支出與儲蓄決策,鮮少足以解釋整個國家的整體經常帳收支為何出現順差或逆差」,關鍵是「家庭、企業與政府等部門的支出及儲蓄決策的綜合影響」,以及「促成這些整體綜合影響發生的系統性扭曲」,控制預算赤字並不必然能防止貿易逆差持續成長。

兩位作者開給美國的政策處方,是藉由消除不平等來緩解低消費的壓力以及整體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大社會安全網與公共支出,有助於矯正不平等的所得分配地位。例如降低薪資稅、提高所得稅標準扣除額以及醫療補助等等。

而也因為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無法撼動,美國應該尋求更好的方法消化全球的資本流,例如發行足夠的國債來應對海外資本的湧入。伴隨這些項目而來的預算赤字都是必要成本。更重要的是,能促使出口剩餘國家降低出口的機制,例如貨幣升值。

就中國來說,產生所得不平等分配的結構性因素,最重要的中國壓抑消費的金融機制。極低的存款利率,以及因為政治因素對貸款方的偏袒,將中國普羅民眾的財富大規模轉移給大型製造商、基礎建設開發商、房地產開發商以及省級地方政府。

另一個結構性因素是中國的戶口制度,中國的社會安全系統無差別地要求全國勞工捐輸,但只有居住在正式戶籍登記地的人,才能領取津貼,這樣的規劃設計讓社會安全部門成功縮減對以億計貧窮中國人的支出給付。

犧牲勞工與儲蓄者利益的結構,必然產生了壓抑消費的結果。從1998年到2010年底,中國家計消費的GDP佔比降低了15個百分點,到2018年,家計消費依據低於總產出的40%,這明顯低於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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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個月過去,俄烏戰爭仍在持續中,期間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現代戰爭的科技應用,烏克蘭又是如何透過這些新科技的應用,使俄羅斯久攻不下?又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文學經典名著《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爲背景,開頭寫道:「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歷史總是一再重演,當前的烏克蘭,感受一定更深。

當全世界盡可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烏克蘭史上最年輕的數位轉型部長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稱此役稱為「第一次世界網路大戰」World Cyberwar I。俄烏戰爭,從跨國IT駭客攻擊、區塊鏈促成加密貨幣捐款、到上千顆星鏈衛星系統(Starlink)突破戰地邊境,解救烏克蘭斷網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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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過往戰事,俄烏戰爭不再以槍枝火炮為唯一武器,數位科技可拿來防禦,更能反守為攻。有文章描述烏克蘭的背水一戰:「以網路為戰場,推特為大砲,全球駭客為軍隊,加密貨幣和NFT籌軍餉……企圖封殺俄國的網路、經濟、資金鏈。」

面對開戰,烏克蘭號召盟友取代單打獨鬥。

他們在網路徵召30萬跨國「IT軍團」以Telegram為基地,分享俄羅斯的伺服器位置,進行一波又一波阻斷服務攻擊(DDoS)。他們也向科技巨頭求援,用Starlink低軌衛星打造戰時緊急網路通訊基礎設施,甚至說服Google地圖停止顯示要道資訊,搜尋服務加入SOS警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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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烏克蘭還運用加密貨幣當成人民逃亡的「救命金」,募集1億美金虛擬貨幣捐款,甚至發行「元歷史:戰爭博物館」Meta History: Museum of War主題的NFT,兼得籌款用途並借助NFT不可竄改特性,紀錄戰爭真相向數位社群散播。

烏克蘭在戰爭爆發時,看似立刻做足準備,事實上,他們過去花了兩年半時間,強健國內的數位基礎建設。

烏克蘭在戰事之前喊出2024年「手機政府」轉型目標,把各類政府服務「Uber化」。原本用來取得數位護照、登記車輛牌照的政府APP,在戰時馬上轉變用來申請急難救助資金、身份證明文件、登錄財產損失等多項緊急功能。

以烏克蘭為對象居安思危,台灣其實也在強化數位建設提升韌性

俄烏戰爭爆發後,國際把焦點望向台灣,Wall Street Journal點出台灣網路的脆弱性,因95%網路流量數據仰賴海底電纜接收、發送。這份報導指出,美國模擬中國侵台會優先攻擊周邊海底電纜,一旦戰事發生,極有可能有一小時的訊息真空期,讓台灣與盟軍通訊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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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台灣近年非常重視網路基礎建設的重要性,像是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提出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年),項下規劃數位基盤建設,為邁向智慧國家奠定基礎。

以衛星系統為例,數位基盤計畫就針對低軌衛星及地面設備投入驗證,建立低軌通訊衛星產業鏈。目前台灣積極投入自主研發關鍵技術與元件,籌組兩組低軌衛星旗艦團隊,放眼目標2026年前發射2枚通訊實驗衛星。

確實,目前已經有10家台灣業者組成「低軌衛星國家隊」,先後打進SpaceX、OneWeb及Kymeta國際供應鏈,有望一年賺進9,000億元商機。當低軌道衛星部署完備,擁有自主的衛星避免對外通訊失聯問題,等於一面強化軍事防禦;另一方面加速發展太空機會財。

除了空中衛星,台灣對海底纜線建設也持續加碼。

數位基盤建設針對亞太海纜及5G雲端聯網中心,完善在地光纖通道、強化安全防護,讓台灣成為國際資通中心樞紐。過去就有媒體點出,中美貿易戰之後,國際企業加碼把海底電纜連到台灣,將此視為新一代「護國圍牆」。

像是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Google,預計2024年啟用全新海底電纜APRICOT,這條總長約12,000公里的傳輸科技,將連通台灣、日本、關島、菲律賓、印尼多國,中華電信也有參與其中。未來幾年,預計有其他海纜通向台灣,其中一條是東南亞日本二號(SJC2),採用雙點登陸方式,也就是如果海纜被斷線,還能以陸纜方式備援,有效降低單一海纜站的事故風險。

資訊攻防成未來戰事重中之重,國家網路資安防護迫在眉睫

現代戰爭除了攻擊基礎建設,還會以細膩的AI科技進行攻防,對人民進行認知作戰。俄烏戰爭就曾以「Deepfake」仿臉AI技術,假冒烏克蘭總統宣布投降,迫使烏國政府急於闢謠。過去台灣就曾有影片示範如何快速「假冒」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三兩下功夫就能散播假訊息。

資訊烏賊戰,台灣與烏克蘭的處境,如出一轍。

調查指出,台灣連續9年奪得假訊息攻擊冠軍;至於烏克蘭,則是8年來頻繁受到俄羅斯的網路攻擊。身為假訊息最大受害國,台灣如何加以反擊?

民間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主動蒐集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可能假訊息,啟動訊息事實查核,也加入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依循全球共同原則執行查核工作,甚至因應台灣人口超過9成有使用LINE通訊軟體,特別讓民眾能透過LINE訊息查證官方帳號,闢謠各種假訊息。

面對防不勝防的假訊息,被動防守不如主動攻擊!國內法人單位借助文字及影音圖形AI分析技術,針對社群帳號的行為進行鑑識、溯源,分析背後不實訊息的傳播策略。甚至進一步聯手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繪製「不實資訊生態傳播暨鑑識生態圖」打造不實訊息反擊體系。

從無國界組織的觀察來看,台灣新聞自由毋庸置疑,但仍有利益衝突、假新聞等問題;無國界組織認為台灣政府把脆弱的媒體生態視作國防威脅,「尤其台灣民眾對媒體信心是民主國家最低,導致民眾寧願相信假消息,也不願向專業媒體查核」。如果這情形沒有改善而遇到戰爭時,我們的新聞媒體與閱聽大眾反而是最沒有「韌性」的一環。

因為疫情關係,「超前部署」成為國人耳熟能詳詞彙,面對敵人也應該像打擊病毒一樣,平時就要鍛鍊防禦體系,尤其針對網路基礎建設,更須提前做足準備。

從俄烏戰爭鑑往知來,烏克蘭能抵擋攻擊長達三個多月,關鍵之一,就是未被摧毀的網路,對內持續通報撤退資訊;對外把第一手戰事消息帶向全世界。換言之,台灣更該從俄烏戰爭學習經驗,根據官方施政,台灣未來五年會投入最大心力,將自身蛻變成為智慧國家,綱領之一即是發展「數位基盤」網路體系,從基礎建設到資訊安全,不僅要反脆弱更要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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