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戰場》:白宮國安幕僚的四個責任,以及面對南亞與中東戰局的四個新思維

《全球戰場》:白宮國安幕僚的四個責任,以及面對南亞與中東戰局的四個新思維
Herbert Raymond McMaster。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麥馬斯特不僅是能征善戰的陸軍中將,更是學識淵博的史學博士。在《全球戰場》中,他再次拾起筆桿子,憑藉其豐沛的作戰經驗,與擔任美國總統最高戰略顧問的見聞,分析美國在外交戰略上的錯誤,以及美國該如何調整心態與思維,制訂有系統、務實可行、有助於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外交戰略。

邦迪認為它的預估太苛刻。也因此,為保證總統能獲得最佳評估,我們要為每一項經過批准的戰略加上績效評估。評估會定期、或在事件發生轉折、新風險或新機會出現時交給總統。我們要不斷審視我們的戰略假定,一旦發現假定不正確可以立即進行修整。

我根據我的實務經驗以及對歷史的研究,訂定我履行國家安全顧問新職的作法。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服役的經驗告訴我,我們在那兩場戰爭中的戰略前後矛盾,而且有瑕疵,不能滿足美軍專業教育系統對「戰略」下的簡單定義:有智慧地找出、使用、協調資源(或手段)以成功達到一項特定目標。不過戰略不僅止於邏輯與推理而已,因為它還有一種道德成分。我相信刻正進行的這兩場戰爭的戰略已經在道德這方面站不住腳,因為它們不能讓美國人民信服流那麼多血、花那麼多錢可以換來值得的報酬。

就像越戰一樣,九一一反恐戰爭也因戰略自戀而陷於困境,我們誤認為美國憑藉超人一等的軍事科技,不必對敵人的性質,或對這類戰爭的政治與人性複雜因素進行深思。美國領導人所以這麼想,主要因為疏忽了歷史,特別是這場戰爭特有的持續性。我們很容易疏忽持續性,認為今後的戰爭或競爭與過去的大不相同。我因此極力鼓勵幕僚們,根據戰爭的四種基本持續性為南亞與中東的戰爭訂定選項。

面對南亞與中東戰局的四個新思維

首先,戰爭離不開政治。18世紀戰略家克勞塞維茲(Carlvon Clausewitz)說,「絕不能將戰爭視為一種自主行為,必須永遠將它視為一種政策工具。」我們在阿富汗、伊拉克,與之後在敘利亞戰爭的戰略都違反了克勞塞維茲訂定的這項原則。就像越南戰爭沒有單純的軍事解決辦法一樣,今天的阿富汗與中東戰爭也沒有純軍事解決辦法。後越戰美國領導人沒有從失敗中記取教訓,而只是將越南視為一場應該避免的錯誤。

他們沒有想到,如何利用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中取得的軍事勝利擴大政治成果,也是戰爭的一部分。但我們在敘利亞與伊拉克對伊斯蘭國取得的軍事勝利本身,並不是我們打這場戰爭的目標,軍事行動只是一項工具,必須與其他工具協調配合,才能達到我們想達到的政治目標。美國從越南、阿富汗與伊拉克經驗中學到的教訓是:不要相信戰爭或競爭與政治本質無關的概念,特別是認為可以憑藉科技取得迅速而廉價勝利的概念。

其次,戰爭是人的事。將近2500年前,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曾說,人們為了恐懼、榮譽與利益等基本原因而戰爭。直到今天,情況依然如此。在越南,秘密突襲與報復性轟炸沒有讓胡志明與北越領導人停止對越共的支援,這是意料中的事。越南共產黨領導人決心不惜代價取勝;他們不僅向詹森政府,還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向法國人展現了這種決心。

在阿富汗、伊拉克與對付聖戰恐怖分子的戰爭中,只是針對敵人領導人或敵軍進行打擊的戰略,不能解決人與政治動機的問題。想擊敗恐怖主義就必須打破暴力循環、重建希望、改革教育、不讓弱勢族群被聖戰意識形態影響,原因就在這裡。戰略同理心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也在這裡。

第三,戰爭是不確定的。戰爭所以不確定,是因為戰爭離不開政治,戰爭是人的事,也因為它是交互作用的。事件或敵人未來的發展過程或作法,不會照著我們的計畫(例如提前幾年就宣布的撤軍時間表)走。誠如修伊.史處千(Hew Strachan)教授所說,「一種戰爭可以轉變成另一種戰爭。」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型態不斷變化了近20年,但美國的調適很慢。部分原因是美國領導人不了解,事情未來發展的途徑,不僅取決於你準備下一步怎麼做,還要看敵人怎麼反應、以及敵人可能採取的行動而定。

北越並沒有因美國採取「漸進施壓」戰略而自我設限,他們反而利用這個機會、擴大戰端。根據「漸進施壓」概念,美國在考慮軍事行動選項時,考慮的不是運用軍力可能達到的效果,而是有什麼可資運用的現成軍力。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美軍的「輕腳印」作法讓那些不怕死的敵人可以重振旗鼓、發動精打細算的叛軍攻勢。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為我們帶來的教訓是,美國不能控制事情未來發展的途徑,戰略不僅必須持久,還得不斷因應調整以掌握先機。

第四,戰爭是意志力的競賽。喬治.馬歇爾將軍曾於1939年在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會中說,「在我們的民主政治中,政府其實是民意的一種喉舌」,外交政策與軍事政策「取決於民眾的意見」,我們的政策與戰略「是好是壞,取決於民眾對有關問題的認知是否充分」。越戰期間,美國人第一次透過電視看到他們打的一場戰爭,他們發現他們不僅被誤導,他們的政府連一項好的、用可以接受的成本達到預期成果的戰略都拿不出來。

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政府決心避免又一場越戰,這種心態不僅讓領導人採取「輕腳印」戰略,還讓領導人急著宣布「任務完成」,迫不及待地撤軍。除了戰略瑕疵,這幾場戰事的艱辛與冗長也讓美國人無心戀戰。此外,美國領導人沒有投入足夠心力向美國人民說明這些戰爭的成敗得失,讓美國人了解何以值得為打贏它們而犧牲。

政府高層缺乏在戰時的領導力,導致了民眾的盲目自滿、自戀,讓民眾既不了解他們的敵人,也不了解他們的子弟在這些戰場上的經驗。有關戰爭的報導一味強調傷亡數字或兵力大小,並且將士兵描繪成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犧牲者。就這樣,後九一一「打不完的戰爭」開始與越戰的創傷混為一體,將美國人的作戰意志消磨殆盡。

針對米爾斯海默「自由主義霸權」的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