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戰場》：白宮國安幕僚的四個責任，以及面對南亞與中東戰局的四個新思維

所謂「越戰症候群」（一種認定美國應該避免一切海外軍事干預的信念）讓許多美國人一談到戰爭，就認為戰爭是錯的，是打不贏的。「不要再有越戰」的口號，讓我們無法進行如何記取越戰教訓的討論。美國對越南的干預因1973年簽訂的巴黎和平協定而結束。

但在之後30年間，海外用兵會導致「又一場越戰」的陰魂不散，美國在拉丁美洲、在非洲之角、在巴爾幹、東南亞與中亞的軍事行動都深受影響。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之後，老布希總統說美國已經「一勞永逸地踢開了越戰症候群」。但「又一場越戰」的陰魂不散，它潛入阿富汗與伊拉克，造成一種類似越戰症候群加強版的東西。

有人以簡化法詮釋美國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經驗，這種作法模糊了這些衝突在性質上的差異。有人認為美國追求的是武力宰制，或想用美國的形象重塑世界。這類說法忽略一項事實：美國與其盟國是在有史以來最血腥的恐怖攻擊事件過後才侵入阿富汗的。此外，儘管或許大多數美國人現在認為入侵伊拉克不智，但這些說法沒有考慮到2011年美軍撤出伊拉克造成伊斯蘭國崛起的後果。我們應該了解，簡化詮釋美國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經驗能混淆我們的認知，導致有瑕疵的決策。

許多猛批美國海外軍事干預的人自稱為國際關係現實主義派。但他們從一種意識型態角度觀察美國的海外用兵，根本談不上「現實主義」派。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海外軍事干預，不僅主張美國從阿富汗與伊拉克撤軍，還要求美國放棄對其他許多國家的軍事承諾。

「越戰症候群」與美國在1990年代對軍事科技的過度信心，是造成美國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慘痛經驗的主因，但許多所謂現實主義派人士沒能看清這一點。他們認為美國在追求「自由主義霸權」（liberal hegemony），要將盡可能多的國家轉變成自由民主國。這派人士代表人之一的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教授說，美國憑藉一種「十字軍心態」意圖「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遂導致一項誤導、成本浩大、自找失敗的外交政策。

現實主義派與越戰期間與越戰過後在學術界崛起的新左派逐漸同流。拜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與查爾斯．科赫（Charles Koch）兩位富豪之賜，現實主義派與新左派聲勢大振。索羅斯與科赫除了都主張美國裁軍以外，在政治立場上並無共同點。兩人投資億萬美元建立「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這類新智庫，並對大西洋理事會與蘭德（RAND）這類既有智庫的研究計畫進行資助。

根據保羅．米勒（Paul Miller）教授的說法，這些投資就像先建立一個「自由主義霸權稻草人」，再用「歷史上近視、道德上發育不良、策略上相互矛盾」的論點將他擊倒一樣。但儘管如此，這些投資確實發揮了影響力。

由於現實主義派與新左派都相信美國是世界問題的主要來源，認為只要美國撤出海外角逐，我們可以更安全。他們主張克制與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譯按：這是米爾斯海默著名的觀念，指美國應該善用大西洋與太平洋屏障的優勢，只從海外遠端介入其他大陸上的軍事衝突），換言之就是美國減少對盟國的支援，從海外逐步撤軍。但他們忽視了「其他人」也可以影響事情未來發展的途徑。

根據他們的觀點，美國造成其他人行動；我們在海外駐軍造成敵人；我們從海外撤軍能重建和諧。根據他們的理論，其他國家只是在反映美國的作為，他們對未來沒有自己的目標。也因此，與俄國、中國結怨都是美國的錯。美國不該利用北約組織擴張勢力惹惱俄國，不該在印太地區大舉駐軍惹惱中國。

他們認為，聖戰恐怖主義也是美國惹出來的禍，因為美國人在穆斯林聖地耀武揚威，激起穆斯林對異教徒的反撲。他們認為美國是核子擴散的始作俑者，因為伊朗與北韓這類國家需要核武以抵抗侵略成性的美國。他們說，美國只要與伊朗及北韓修好，就能讓這兩個國家成為負責任的國家，甚至還能說服兩國領導人不再壓榨本國人民。

這些現實主義派與新左派人士相信，美國裁軍不僅能讓世界更安全，還能省下金錢用於內需。但是這本書談到的發生在各國的衝突明白顯示，美國的行為並沒有造成俄國與中國的侵略，並沒有造成聖戰恐怖主義或伊朗與北韓的敵意。美國的退出也不能使這些挑戰稍有緩和。

美國如果能在1950年繼續駐軍朝鮮半島，北韓不敢南侵，就不會爆發韓戰，付出更加慘重得太多的代價；美軍如果能在2011年以後繼續留在伊拉克，就不會讓伊斯蘭國崛起，迫使美國在2014年以後再度出兵，將伊斯蘭國的勢力逐出伊拉克與敘利亞。美國今天駐軍歐洲以嚇阻俄國侵略，所付的代價也比明天為擊退侵略、重建安全而出兵歐洲的代價低得多。現在就在南中國海等地確保航行自由，也遠比日後為重建它們而戰容易得多。

主張美國退出的現實主義派論點，讓許多對民主前途深感懷疑的人趨之若鶩。1990年代，許多人相信全球正邁向自由民主，世界情勢一片大好。他們認為，隨著民主化不斷推進，全球化將導致全球一體。但這種樂觀的世界觀未能持久，代之而來的是畏縮與放棄。在1989年幾個東歐共產黨獨裁政府相繼解體之後，許多人相信這種變革可以在中東、非洲與亞洲複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