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權貴」缺席就無法進行轉型正義嗎?其實,這正是促轉會存在的真正價值

「黨國權貴」缺席就無法進行轉型正義嗎?其實,這正是促轉會存在的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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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促轉會不能只是一個行政單位,不是把資料翻出來曬太陽就可以,還得要嚴肅辨別這些檔案的真偽,以及比對每筆資料、人事物的關聯性。最重要的,是將「黨國權貴的情治監管脈絡」說清楚、講明白,因為沒有主謀,哪來的幫助犯。

只要提到「促轉會」,對國民黨來說當然要反對到底,不斷質疑合法性及正當性,然而說得多麼慷慨激昂,卻掩蓋不住心驚膽跳的一面,多擔心那些「不能說、不敢說」的事一一被晾在陽光下,因此又不敢對那些斷簡殘篇的檔案多說些什麼,或許那些始作俑者、加害者也深知當年不公不義的骯髒事更多,說出來恐怕會動搖黨本。

然而,「轉型正義」到底是什麼?「促轉會」又該發揮什麼角色呢?

黨國權貴沒有認罪,何來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最困難的就是讓「威權者」說實話,這讓促轉會進行事實回溯時,只能憑藉著「威權共犯結構」所留下的監控檔案,到底事實有多少?真偽又如何?也因為已公開可供調查的檔案只有白紙黑字,所有被害者、間接受害者提供佐證不足,那些曾是劊子手的黨國權貴,也才能選擇性忘記那些「害怕想起來」的歷史汙點。

問題是,難道「黨國權貴」缺席下的轉型正義就無法進行了嗎?其實,這正是促轉會存在的真正價值。

時代的洪流,多少人是迫於無奈,又多少人被陷於不義,這些都搬出檯面自然猶如追劇般很精采,但是,揭示檔案並不等於歷史的真相,那些黨國權貴沒有勇氣自白,仰賴著有限的資訊,恐怕並不足以稱為「正義」。

糾結在威權者所蒐集的檔案裡,又該如何分辨杜撰不實,這些資料的背後可能都已經人事已非,攤在民主的時代,始作俑者又怯於認錯,那麼促轉會應當將重心轉向揭示「真正的罪魁禍首」;可惜的是,轉型正義的推動,卻被卡在「誰是線人」的猜疑,試問這些揭露的資料事實真為又該如何辨別?

必須說,促轉會做得還不夠,而且失了焦、錯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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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促轉會資料而捲入「線民疑雲」的台南市長黃偉哲

終究,歷史會成為一面明鏡,每一個片段、說法及檔案都需要很嚴謹的分辨與釐清,否則穿鑿附會下,錯把無知的學生當罪惡,輕看了校園教官的情治身分,甚至把「提供情報」錯置成「究責行為」,當誰都沒把握自己曾說過的話可以成為線索,怎麼能構成為「威權的幫助犯」,更遑論更多是黨國體制下捏造的業績?

在資料尚未充分、完整的前提下,促轉會真正的工作,就是端正這面照亮歷史真相的鏡子。

別讓威權壓迫的無奈,扭曲了歷史真相

很多人跟我一樣,雖然在那個年代缺席,但卻都希望「正義」能「轉型」成功,只是端看促轉會這段時間的工作,截至目前為止,最開心的恐怕是國民黨和中共。

因為促轉會最近的轉型正義工作,在媒體筆下竟把轉型的焦點轉移成「告密的線人」,好像這些亂七八糟的情治監控,都和當年的那個政權無關。

黨國威權體制下,很多台灣人的選擇都出於無奈,就像很多父執輩都曾提及那些年「飯可以亂吃,話不能亂講」的感慨,「入黨只為了順利退伍」,現在看來這是多麼荒謬的現象,但卻曾真實存在。更不用說,很多人在高中時期接受黨國教育的洗禮,誰不是把「三民主義」、「國父思想」背得滾瓜爛熟,不都是為了順利畢業、升學,恐怕沒得選擇,也無能辨別何為情報。

在這種大環境下,將人貼上線民的標籤不僅無法將呈現歷史真相,還會讓真正的兇手躲在後面不吭聲。

楊翠談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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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會主委楊翠

轉型正義應該不是這麼廉價,沒有載明主謀的兇殺案,根本不是破案,促轉會若把這些尚待釐清的「檔案」當證據,就如就是「吃案」一般。

社會需要轉型正義,是希望能讓歷史和解,以及讓掌權者從中得到反省,如今這些應當是需要更多反覆檢證的情節,卻成了政治八卦的口水題材,不但混淆了追求正義的宗旨,更讓轉型正義的促進工作,淪為政治鬥爭攻防的工具。

作為主事機關的促轉會不能只是一個行政單位,不是把資料翻出來曬太陽就可以,還得要嚴肅辨別這些檔案的真偽,以及比對每筆資料、人事物的關聯性。最重要的,是將「黨國權貴的情治監管脈絡」說清楚、講明白,沒有主謀,哪來的幫助犯,沒有找出始作俑者的黨國權貴,揭露這些情報提供者又有何意義。

必須說,促轉會要真的達到轉型「正義」還有待努力才是,否則歷史真相沒還原,卻引來狗屁倒灶的政治事端,將不利於台灣民主深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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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