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惰土著的迷思》導讀:馬來菁英看似自省的「懶惰的馬來人」,實為複製殖民者的意識形態

《懶惰土著的迷思》導讀:馬來菁英看似自省的「懶惰的馬來人」,實為複製殖民者的意識形態
Photo Credit: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阿拉塔斯對《馬來人的困境》一書的引述與轉述不難看出,在馬哈迪的想像世界裏,他所謂的馬來人的困境主要肇因於外來移民——尤其是華人。在馬哈迪看來,刨根究底,當下馬來人的困境華人難辭其咎,自然得負起相當的責任。《馬來人的困境》表面上是一本自省的書,實則其整個論述反而是諉過他人居多。

文:李有成

本篇書摘擷取自《懶惰土著的迷思》導論部分內容,導論全文請參閱全書

嚴格地說,阿拉塔斯對殖民者的批判只是其論述計畫的一部分,他更大的關懷是當下馬來西亞部分馬來菁英對相關議題的反應,他認為這些菁英「在殖民意識的影響下對自己社群的勤勞抱持懷疑的態度」。殖民者早已離去,其政治上的影響力也已不再。馬來菁英則不一樣。他們的態度可以左右政策的制定,影響社會生活,甚至決定國家未來的走向。

具體呈現現代馬來菁英的態度的是1970年代初幾乎同時出版的兩本著作:一是由當時馬來西亞執政聯盟主要成員黨巫人統一機構(簡稱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UMNO)出版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與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所著的《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在《懶惰土著的迷思》第九章結束時,阿拉塔斯不假辭色,直指核心,這樣批評這兩本著作:「這兩本書都是殖民意識形態的產物。它們是對殖民論述的一種回應,但它們所表達的回應和態度,顯然受到了殖民論述的制約。在這兩部作品中,閒散、不愛勞動、慵懶的馬來人形象十分突出。」換言之,這兩本出自現代馬來菁英階級的著作無疑坐實了兩百年來西方殖民者為馬來人所描摹的形象。

The_Malay_Dilemma_front_cover
Photo Credit:Wikipedia
馬哈迪所著的《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

這兩本書出版時馬來西亞剛剛經歷了1969年5月13日的種族暴動。這個被稱為五一三事件的歷史悲劇死傷慘重,事件之後政府當然提出了官方說法,只是民間的臆測與分析版本更多,真相如何至今仍然莫衷一是。(註)總之,五一三事件毫無疑問是現代馬來西亞政治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事件發生之後,政府隨即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凍結憲法,停止國會運作,同時成立國家行動理事會(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暫時取代內閣,由副首相敦阿都拉薩(Tun Abdul Razak)領導,形同架空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的權力,而且通過一個個的行政命令取代過去的政策。有論者謂這是某種形式的政變,就權力結構的改變而言,其實不無道理。

東姑阿都拉曼眼看權力旁落,大勢已去,就在1971年2月辭去首相一職,由敦阿都拉薩接任。國會復會後,同年政府開始施行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逐步落實憲法規範馬來人特殊地位的第153條文。馬來菁英則將此所謂特殊地位解釋為馬來人應享的特權,而最能夠體現這些特權的就是令少數民族垢病與痛心的固打制(「固打」應音譯自英文「quota」,配額之意)。執政的巫統在1971年推出《精神革命》一書顯非偶然,其目的自然是要為新的權力結構敲鑼打鼓,為日後馬來人優先或馬來人至上(Ketuanan Malayu)的政策鋪路。

A305440000C=0060=1571=234=virtual002=vir
Photo Credit:台灣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五一三事件發生後,馬來西亞中文報章作出的報導。

《精神革命》是一本14位作者的合集,由當時巫統的秘書長瑟努阿都拉曼(Senu bin Abdul Rahman)擔任主編。阿拉塔斯毫不掩飾他對這本文集的厭惡,他痛斥這是一本「由毫無深度的合理常識和絕對荒謬的推論混雜而成的書,……是最天真、最低智、定義最不明確的資本主義之作」。

他指出,殖民資本主義對這本書「影響十分強烈」,而且「迴避了馬來人懶惰的問題」,至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曖昧,但肯定是傾向於視馬來人為懶惰的民族。」阿拉塔斯尤其在意書中對馬來民族的自貶自抑,在他看來,這種做法無異於內化乃至於延續殖民者長期灌輸的懶惰土著的意識形態。用他的話說,「《革命精神》對馬來人更加徹底的貶低,並非意味著一個新的馬來人形象的崛起。馬來西亞現有的統治階級與殖民主的連結並沒有斷裂。……他們仍然是在殖民主義思想範疇中運作。」

我在上文曾經提到,後殖民未必等同於去殖民,阿拉塔斯此處對馬來人統治階級的撻伐是個證明。簡單言之,從阿拉塔斯對《革命精神》一書的批評不難看出,這本書完全體現了他在《懶惰土著的迷思》書中大力抨擊的兩項罪狀:懶惰土著的意識形態與殖民資本主義。

除此之外,阿拉塔斯認為《革命精神》一書只「提到了華人移民對國家財富增長的貢獻,卻沒有提到馬來人的貢獻」,他對此深表不滿。他的說法相當有趣。以下是他對《革命精神》上述說法的回應:

實際上,管理國家的是馬來人。為警察部隊提供人力的是馬來人。國家主要的糧食生產者,尤其是在殖民時期,是馬來人。……馬來人對法治的貢獻也很可觀。……法治無疑對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馬來統治者與行政人員的支持,單靠人數不多的英殖民官員是不可能實現法治的。在管理井然有序的政府方面,馬來人的無數貢獻完全被忽略了。事實上,馬來人為創造一個讓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環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阿拉塔斯的說法值得玩味。在他的認知裏,馬來人的重要貢獻,不論是殖民時期或是國家獨立之後,是扮演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說的壓迫性國家機器。尤其在殖民時期,馬來人的貢獻無異於支持與協助殖民統治,就後殖民的視角而言,這是與殖民主的合謀共計(complicity),非但鞏固了殖民統治,甚至可能拖延了國家獨立的時間。這樣的貢獻其實是不值得誇誇其談的。阿拉塔斯不應該忘了,《懶惰土著的迷思》的構想是在批判殖民主義,他所稱頌的馬來人對殖民統治的貢獻與他的論述立場無論如何是扞格不入的。至於馬來人對糧食的貢獻,阿拉塔斯沒有提到的是,鄉村農耕土地多為馬來人所有,其他族群即使有意在糧食方面有所貢獻其實也力不從心的。

阿拉塔斯最後分析《革命精神》一書之所以複製殖民者的意識形態,繼續貶抑馬來人的三個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巫統某些黨員確實體認到「馬來人處境糟糕」,並將此歸咎於馬來人的民族性;第二、相對於其他族群,獨立後馬來人的處境並未獲得改善,巫統有意藉貶抑馬來人的民族性逃避責任;第三、巫統希望藉此「合理化改善馬來人總體經濟狀況的具體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