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惰土著的迷思》導讀:馬來菁英看似自省的「懶惰的馬來人」,實為複製殖民者的意識形態

《懶惰土著的迷思》導讀:馬來菁英看似自省的「懶惰的馬來人」,實為複製殖民者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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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阿拉塔斯對《馬來人的困境》一書的引述與轉述不難看出,在馬哈迪的想像世界裏,他所謂的馬來人的困境主要肇因於外來移民——尤其是華人。在馬哈迪看來,刨根究底,當下馬來人的困境華人難辭其咎,自然得負起相當的責任。《馬來人的困境》表面上是一本自省的書,實則其整個論述反而是諉過他人居多。

文:李有成

本篇書摘擷取自《懶惰土著的迷思》導論部分內容,導論全文請參閱全書

嚴格地說,阿拉塔斯對殖民者的批判只是其論述計畫的一部分,他更大的關懷是當下馬來西亞部分馬來菁英對相關議題的反應,他認為這些菁英「在殖民意識的影響下對自己社群的勤勞抱持懷疑的態度」。殖民者早已離去,其政治上的影響力也已不再。馬來菁英則不一樣。他們的態度可以左右政策的制定,影響社會生活,甚至決定國家未來的走向。

具體呈現現代馬來菁英的態度的是1970年代初幾乎同時出版的兩本著作:一是由當時馬來西亞執政聯盟主要成員黨巫人統一機構(簡稱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UMNO)出版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與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所著的《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在《懶惰土著的迷思》第九章結束時,阿拉塔斯不假辭色,直指核心,這樣批評這兩本著作:「這兩本書都是殖民意識形態的產物。它們是對殖民論述的一種回應,但它們所表達的回應和態度,顯然受到了殖民論述的制約。在這兩部作品中,閒散、不愛勞動、慵懶的馬來人形象十分突出。」換言之,這兩本出自現代馬來菁英階級的著作無疑坐實了兩百年來西方殖民者為馬來人所描摹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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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Wikipedia
馬哈迪所著的《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

這兩本書出版時馬來西亞剛剛經歷了1969年5月13日的種族暴動。這個被稱為五一三事件的歷史悲劇死傷慘重,事件之後政府當然提出了官方說法,只是民間的臆測與分析版本更多,真相如何至今仍然莫衷一是。(註)總之,五一三事件毫無疑問是現代馬來西亞政治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事件發生之後,政府隨即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凍結憲法,停止國會運作,同時成立國家行動理事會(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暫時取代內閣,由副首相敦阿都拉薩(Tun Abdul Razak)領導,形同架空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的權力,而且通過一個個的行政命令取代過去的政策。有論者謂這是某種形式的政變,就權力結構的改變而言,其實不無道理。

東姑阿都拉曼眼看權力旁落,大勢已去,就在1971年2月辭去首相一職,由敦阿都拉薩接任。國會復會後,同年政府開始施行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逐步落實憲法規範馬來人特殊地位的第153條文。馬來菁英則將此所謂特殊地位解釋為馬來人應享的特權,而最能夠體現這些特權的就是令少數民族垢病與痛心的固打制(「固打」應音譯自英文「quota」,配額之意)。執政的巫統在1971年推出《精神革命》一書顯非偶然,其目的自然是要為新的權力結構敲鑼打鼓,為日後馬來人優先或馬來人至上(Ketuanan Malayu)的政策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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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台灣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五一三事件發生後,馬來西亞中文報章作出的報導。

《精神革命》是一本14位作者的合集,由當時巫統的秘書長瑟努阿都拉曼(Senu bin Abdul Rahman)擔任主編。阿拉塔斯毫不掩飾他對這本文集的厭惡,他痛斥這是一本「由毫無深度的合理常識和絕對荒謬的推論混雜而成的書,……是最天真、最低智、定義最不明確的資本主義之作」。

他指出,殖民資本主義對這本書「影響十分強烈」,而且「迴避了馬來人懶惰的問題」,至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曖昧,但肯定是傾向於視馬來人為懶惰的民族。」阿拉塔斯尤其在意書中對馬來民族的自貶自抑,在他看來,這種做法無異於內化乃至於延續殖民者長期灌輸的懶惰土著的意識形態。用他的話說,「《革命精神》對馬來人更加徹底的貶低,並非意味著一個新的馬來人形象的崛起。馬來西亞現有的統治階級與殖民主的連結並沒有斷裂。……他們仍然是在殖民主義思想範疇中運作。」

我在上文曾經提到,後殖民未必等同於去殖民,阿拉塔斯此處對馬來人統治階級的撻伐是個證明。簡單言之,從阿拉塔斯對《革命精神》一書的批評不難看出,這本書完全體現了他在《懶惰土著的迷思》書中大力抨擊的兩項罪狀:懶惰土著的意識形態與殖民資本主義。

除此之外,阿拉塔斯認為《革命精神》一書只「提到了華人移民對國家財富增長的貢獻,卻沒有提到馬來人的貢獻」,他對此深表不滿。他的說法相當有趣。以下是他對《革命精神》上述說法的回應:

實際上,管理國家的是馬來人。為警察部隊提供人力的是馬來人。國家主要的糧食生產者,尤其是在殖民時期,是馬來人。……馬來人對法治的貢獻也很可觀。……法治無疑對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馬來統治者與行政人員的支持,單靠人數不多的英殖民官員是不可能實現法治的。在管理井然有序的政府方面,馬來人的無數貢獻完全被忽略了。事實上,馬來人為創造一個讓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環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阿拉塔斯的說法值得玩味。在他的認知裏,馬來人的重要貢獻,不論是殖民時期或是國家獨立之後,是扮演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說的壓迫性國家機器。尤其在殖民時期,馬來人的貢獻無異於支持與協助殖民統治,就後殖民的視角而言,這是與殖民主的合謀共計(complicity),非但鞏固了殖民統治,甚至可能拖延了國家獨立的時間。這樣的貢獻其實是不值得誇誇其談的。阿拉塔斯不應該忘了,《懶惰土著的迷思》的構想是在批判殖民主義,他所稱頌的馬來人對殖民統治的貢獻與他的論述立場無論如何是扞格不入的。至於馬來人對糧食的貢獻,阿拉塔斯沒有提到的是,鄉村農耕土地多為馬來人所有,其他族群即使有意在糧食方面有所貢獻其實也力不從心的。

阿拉塔斯最後分析《革命精神》一書之所以複製殖民者的意識形態,繼續貶抑馬來人的三個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巫統某些黨員確實體認到「馬來人處境糟糕」,並將此歸咎於馬來人的民族性;第二、相對於其他族群,獨立後馬來人的處境並未獲得改善,巫統有意藉貶抑馬來人的民族性逃避責任;第三、巫統希望藉此「合理化改善馬來人總體經濟狀況的具體計畫」。

在我看來,阿拉塔斯的分析合情合理,只不過在這三個原因之中,第三個才是重點。《革命精神》或許如阿拉塔斯所言,是一本問題重重的著作,但此書所部署的論述策略相當清楚,毫不含糊;《革命精神》其實是一本有節奏,有方向,意圖明確的著作,其目的顯然在為新經濟政策辯護,而新經濟政策,一言以蔽之,正是阿拉塔斯所說的「改善馬來人總體經濟狀況的具體計畫」。

新經濟政策當然旨在落實憲法153條有關馬來人地位的精神,而在日常生活中,最能將這種精神付諸實踐的就是無所不在的的固打制:在行政、軍警、教育、經濟等領域,固打制像幽靈那樣,盤據在馬來西亞的現實中,其後果是,五十年來,馬來西亞始終深陷於種族政治的泥淖中,近百分之四十的華裔與印度裔公民不但公民權利受損,甚至淪為二等公民,馬來西亞也因此成為南非之後,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以種族界定人民生活的國家,其衝擊遍及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而且越陷越深,至今無法自拔。

種族政治激發族群矛盾,製造社會不公,影響所及,2018年11月,在馬來統治菁英的抵制與威脅之下,馬來西亞政府甚至拒絕簽署具有普世價值的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一個政權若只是為了一族之私,少了消弭歧視、申張公義、追求平等的理想、決心與意志,如何能建立一個進步、悲憫、文明的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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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2018年12月8日星期六,數千名民眾參加集會,慶祝政府撤回批准聯合國反歧視公約的計劃。

1971年馬哈迪出版其《馬來人的困境》一書,此時距五一三事件還沒幾個月,馬哈迪也因為反對東姑阿都拉曼而被逐出巫統,《馬來人的困境》更被內政部列為禁書,要到1981年馬哈迪擔任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之後才解禁。阿拉塔斯在撰寫《懶惰土著的迷思》一書時,馬哈迪已經重返巫統,甚至出任巫統中央執行理事會委員,並自1974年在吉打州其選區當選國會議員後,即先後擔任內閣教育部長、貿易與工商部長及副首相,早已成為權力結構的重要部分。

在阿拉塔斯的轉述中,《馬來人的困境》是一本充滿陳見與偏見的書,馬哈迪的論述背後具有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相信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法則,而且在態度上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頗多肯定。因此阿拉塔斯批評馬哈迪:「他對馬來人的種種看法受到了殖民資本主義的支配。」他認為馬哈迪的「精神世界並沒有與殖民思想完全決裂」。馬哈迪甚至這樣讚揚英國殖民主的治理成效:「獨立前,英國人把這個國家治理得很好。他們或許沒有給予非英國公民最好的待遇,但他們無疑是卓越的行政人員。他們的工作卓有成效。他們建立了高效率的公務員體系和充分發揮效力的執法機關。……他們建設公路和鐵路,徵收的稅款直接進入國庫並用於公共服務。」

馬哈迪描述與論證馬來人的困境,在策略上每每以華人(偶爾提到印度人)為對比,在有意無意間似乎想要證明馬來人的困境與華人密切相關。譬如,阿拉塔斯指出,馬哈迪論證華人之優越性是如何出於歷史因素,因為數千年來,華人的祖先總是天災人禍不斷,戰亂與饑荒幾成常態,所以對華人而言,「生活就是一場持續不斷的生存鬥爭」,無法適應者只能遭到無情淘汰。馬來人的歷史經驗則大不相同。馬來半島有大量的平地與河岸,阿拉塔斯轉述馬哈迪的話說,每個馬來人「都有大量的土地可用,從來不需要為了耕種或定居而去開墾山林。富饒的熱帶平原和豐富的糧食來源」,在這種情形下,歷史上中國人經歷的苦難,馬來人是無法想像的。在馬來半島,即使是「最弱和最懶惰的人,也能過得相對舒適」,甚至「結婚和繁衍後代」。

說到婚嫁與繁衍後代,馬哈迪進一步表示,華人的習俗反對近親通婚,「與馬來人偏向近親繁殖的情況恰成對比」,因此華人能夠「繁衍出最好的血統和特性」。馬哈迪的結論是,「遺傳和環境影響使馬來人變得如此虛弱,以致在面對華人移民的衝擊時,他們無能為力,只能退縮。凡是馬來人能做的,華人都能做得更好,更便宜」。馬哈迪接下來的跳躍式推論更為可議,他把馬來人群居鄉村的現象歸罪於華人對城市土地的蠶食鯨吞。即連華人勤奮,華人肯學習馬來語也變成罪過,因為這樣華人會佔盡機會。馬來人的機會就被取代了。

「首先被取代的是貿易和商業,接著是技術勞工,最後甚至是非技術勞工。居住地也被取代,因為馬來人不得不搬出城市。他們沒有理由留在城市裏,除非受僱於政府。事實上,由於城市地區土地價格上漲,加上各種稅費,他們被迫賣掉產業,轉而購買較便宜的鄉村地」。更甚的是,馬哈迪批評華人和印度人因為來自人口眾多的國家,行為不檢,不知禮貌,「在他們的生活中,總是與教養聯繫在一起的高貴情操完全闕如」。華人與印度人移民之所以能夠成功,馬哈迪認為,部分原因在於馬來人「禮貌和謙讓的心理」。他還因此提出相當煽動性的結論:「馬來人住在鄉村和處於貧困狀態,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選擇。這是種族特質衝突的結果。他們隨遇而安和寬容忍讓,華人則格外勤奮和精於商業。兩者一旦接觸,就會產生無法避免的結果。面對具掠奪性的華人的攻勢,馬來人就退居到比較差的地區。」

從阿拉塔斯對《馬來人的困境》一書的引述與轉述不難看出,在馬哈迪的想像世界裏,他所謂的馬來人的困境主要肇因於外來移民——尤其是華人。在馬哈迪看來,刨根究底,當下馬來人的困境華人難辭其咎,自然得負起相當的責任。《馬來人的困境》表面上是一本自省的書,實則其整個論述反而是諉過他人居多。

與《精神革命》的眾多作者一樣,馬哈迪整個論述計畫的出發點無非也是為憲法有關馬來人地位的規定張目。這一點早就被阿拉塔斯戳破。他一方面痛斥《馬來人的困境》書中「有許多與史實不符之處」,並且以不少篇幅在細節上質疑馬哈迪書中的許多舉例,認定「馬哈迪所談論的馬來人的負面特質若非誇大其詞,就是在判斷上有所偏差」;另一方面他也承認,「整體而言,這本書可說是為馬來人的憲法保障所作的論述詳盡的辯護」。換句話說,在馬哈迪的認知裏,馬來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對移民步步退讓,犧牲不少,他對馬來人的處境不論是自艾自憐,或者是憤怒指控,其用意不難揣測,特別在五一三種族暴動之後:憲法對馬來人地位的保障是協助馬來人走出困境的重要設計,不容其他族群置喙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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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12日,時任首相馬哈迪在為來臨的全國大選推廣2020先進國宏願的宣言。

1981年,距《馬來人的困境》出版十一年後,馬哈迪終於得償夙願,在第三任首相胡先翁(Hussein Onn)辭職之後繼任大位,至2003年缷任,呼風喚雨22年。2018年在離職十五年後,他捲土重來,以92歲高齡再度拜相,成為第七任首相,儘管這次任期不到兩年。馬哈迪左右馬來西亞歷史進程數十年,馬來西亞國家發展的功過成敗,他要擔負很大的責任。他的執政理念,在《馬來人的困境》一書中早已形塑,一旦大權在握,當然要將理念付諸實踐,因此在他任內,固打制雷厲風行,尤其在教育領域,不少華裔與印度裔學子淪為犧牲者,成績優異卻被排拒在公立大學志願之外,種族不平等與社會分化日益嚴重。馬哈迪在工商企業方面刻意扶植馬來人,甚至還因此造成朋黨主義橫行,至今尾大不掉。

註解:像某些歷史事件一樣,五一三種族暴動至今真相難明,官方與民間各有說法。官方將事發原因歸咎於反對黨因大選後挑釁遊行造成的後果;民間則多視此為執政的巫統內部權力鬥爭的陰謀設計。歷史學者廖文輝甚至認為「這是場有計畫的政變」,當時以副首相敦阿都拉薩(Abdul Razak)為首的巫統少壯派刻意藉暴動逼迫開國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讓出政權。見廖文輝,《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臺北:聯經,2019),頁409-410。另請參考王國璋,《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頁39-41。有關五一三事件的英文著作請參考Kua Kia Soong, 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 (Petaling Jaya: Suaram Komunikasi, 2007); Leon Comber, 13 May 1969: The Darkest Day in Malaysian History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2009);有關五一三事件的口述歷史則請參考五一三事件口述歷史小組編,《在傷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個人口述敘事》(八打靈再也:文運企業,2020)。另外,有關涉及五一三事件的文學作品研究,請參考李有成,《五一三的幽靈》,《思想》43期(2021年9月),頁329-353。這一期的《思想》即以「五一三的幽靈」為題,推出五一三事件五十週年紀念專號,收入多篇於「後五一三馬來西亞文學與文化表述國際會議」(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9年5月13-14日)發表的論文。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懶惰土著的迷思: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於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功能》,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賽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譯者:陳耀宗(Tan Yau Chong)

內容簡介

不賣命工作,就是懶惰?
懶惰的究竟是不屈服於殖民資本主義的土著,還是一旁坐享其成的西方殖民侵略者?

《懶惰土著的迷思》是已故馬來西亞社會學家及思想家賽胡先・阿拉塔斯討論去殖民東南亞研究和亞際研究的經典社會科學著作。該書探討16世紀至20世紀間,西方殖民者將殖民地土著視為懶惰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在卡爾・曼海姆和知識社會學的基礎上,阿拉塔斯分析西方殖民者如何構建殖民地土著形象,以及這些迷思的塑造如何加強殖民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這部發表於1977年的經典之作,旨在解構這個「懶惰土著的迷思(神話)」,並替這個形象除魅,是系統性批判殖民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知識的早期典範。用阿拉塔斯自己的話說,這本書的課題便是:「糾正單方面加諸於亞洲土著及其社會的殖民觀點⋯⋯對馬來西亞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則歷史研究習題:殖民時期的馬來人形象迫切需要被糾正,因為這個形象依然在部分有影響力的非馬來人當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也影響了部分馬來知識分子。此形象只要繼續存在,就會損害民族融合的努力。這個形象也導致馬來人在就業上遭受一定程度的歧視:一些雇主避免聘用馬來人,因為他們認為馬來人懶惰。許多人也認為,馬來人天生不具備經商能力。這一切觀念都是源自於殖民時期的馬來人形象。」

本書的討論對象涵蓋馬來半島、菲律賓和印尼,超越現代民族國家界限和藩籬,思考群島(nusantara)共有的豐富多元文化、思想和傳統,以及這些文化如何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後遭到扭曲。在殖民主義依舊魅影幢幢的現在,本書作為一本「去除殖民心靈」的經典,具有深刻的解放意義,歷史地回顧與批判殖民主義的來龍去脈,並檢視殖民統治賴以存在的前因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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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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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際大風吹|行動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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