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惰土著的迷思》導讀：馬來菁英看似自省的「懶惰的馬來人」，實為複製殖民者的意識形態

在我看來，阿拉塔斯的分析合情合理，只不過在這三個原因之中，第三個才是重點。《革命精神》或許如阿拉塔斯所言，是一本問題重重的著作，但此書所部署的論述策略相當清楚，毫不含糊；《革命精神》其實是一本有節奏，有方向，意圖明確的著作，其目的顯然在為新經濟政策辯護，而新經濟政策，一言以蔽之，正是阿拉塔斯所說的「改善馬來人總體經濟狀況的具體計畫」。

新經濟政策當然旨在落實憲法153條有關馬來人地位的精神，而在日常生活中，最能將這種精神付諸實踐的就是無所不在的的固打制：在行政、軍警、教育、經濟等領域，固打制像幽靈那樣，盤據在馬來西亞的現實中，其後果是，五十年來，馬來西亞始終深陷於種族政治的泥淖中，近百分之四十的華裔與印度裔公民不但公民權利受損，甚至淪為二等公民，馬來西亞也因此成為南非之後，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以種族界定人民生活的國家，其衝擊遍及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而且越陷越深，至今無法自拔。

種族政治激發族群矛盾，製造社會不公，影響所及，2018年11月，在馬來統治菁英的抵制與威脅之下，馬來西亞政府甚至拒絕簽署具有普世價值的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一個政權若只是為了一族之私，少了消弭歧視、申張公義、追求平等的理想、決心與意志，如何能建立一個進步、悲憫、文明的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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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馬哈迪出版其《馬來人的困境》一書，此時距五一三事件還沒幾個月，馬哈迪也因為反對東姑阿都拉曼而被逐出巫統，《馬來人的困境》更被內政部列為禁書，要到1981年馬哈迪擔任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之後才解禁。阿拉塔斯在撰寫《懶惰土著的迷思》一書時，馬哈迪已經重返巫統，甚至出任巫統中央執行理事會委員，並自1974年在吉打州其選區當選國會議員後，即先後擔任內閣教育部長、貿易與工商部長及副首相，早已成為權力結構的重要部分。

在阿拉塔斯的轉述中，《馬來人的困境》是一本充滿陳見與偏見的書，馬哈迪的論述背後具有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相信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法則，而且在態度上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頗多肯定。因此阿拉塔斯批評馬哈迪：「他對馬來人的種種看法受到了殖民資本主義的支配。」他認為馬哈迪的「精神世界並沒有與殖民思想完全決裂」。馬哈迪甚至這樣讚揚英國殖民主的治理成效：「獨立前，英國人把這個國家治理得很好。他們或許沒有給予非英國公民最好的待遇，但他們無疑是卓越的行政人員。他們的工作卓有成效。他們建立了高效率的公務員體系和充分發揮效力的執法機關。……他們建設公路和鐵路，徵收的稅款直接進入國庫並用於公共服務。」

馬哈迪描述與論證馬來人的困境，在策略上每每以華人（偶爾提到印度人）為對比，在有意無意間似乎想要證明馬來人的困境與華人密切相關。譬如，阿拉塔斯指出，馬哈迪論證華人之優越性是如何出於歷史因素，因為數千年來，華人的祖先總是天災人禍不斷，戰亂與饑荒幾成常態，所以對華人而言，「生活就是一場持續不斷的生存鬥爭」，無法適應者只能遭到無情淘汰。馬來人的歷史經驗則大不相同。馬來半島有大量的平地與河岸，阿拉塔斯轉述馬哈迪的話說，每個馬來人「都有大量的土地可用，從來不需要為了耕種或定居而去開墾山林。富饒的熱帶平原和豐富的糧食來源」，在這種情形下，歷史上中國人經歷的苦難，馬來人是無法想像的。在馬來半島，即使是「最弱和最懶惰的人，也能過得相對舒適」，甚至「結婚和繁衍後代」。

說到婚嫁與繁衍後代，馬哈迪進一步表示，華人的習俗反對近親通婚，「與馬來人偏向近親繁殖的情況恰成對比」，因此華人能夠「繁衍出最好的血統和特性」。馬哈迪的結論是，「遺傳和環境影響使馬來人變得如此虛弱，以致在面對華人移民的衝擊時，他們無能為力，只能退縮。凡是馬來人能做的，華人都能做得更好，更便宜」。馬哈迪接下來的跳躍式推論更為可議，他把馬來人群居鄉村的現象歸罪於華人對城市土地的蠶食鯨吞。即連華人勤奮，華人肯學習馬來語也變成罪過，因為這樣華人會佔盡機會。馬來人的機會就被取代了。

「首先被取代的是貿易和商業，接著是技術勞工，最後甚至是非技術勞工。居住地也被取代，因為馬來人不得不搬出城市。他們沒有理由留在城市裏，除非受僱於政府。事實上，由於城市地區土地價格上漲，加上各種稅費，他們被迫賣掉產業，轉而購買較便宜的鄉村地」。更甚的是，馬哈迪批評華人和印度人因為來自人口眾多的國家，行為不檢，不知禮貌，「在他們的生活中，總是與教養聯繫在一起的高貴情操完全闕如」。華人與印度人移民之所以能夠成功，馬哈迪認為，部分原因在於馬來人「禮貌和謙讓的心理」。他還因此提出相當煽動性的結論：「馬來人住在鄉村和處於貧困狀態，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選擇。這是種族特質衝突的結果。他們隨遇而安和寬容忍讓，華人則格外勤奮和精於商業。兩者一旦接觸，就會產生無法避免的結果。面對具掠奪性的華人的攻勢，馬來人就退居到比較差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