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打疫苗禁止入境、棒球名人堂私德審查、北京冬奧外交抵制,新時代的世界運動倫理與格局正在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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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一開始,國際體壇就面臨了許多重大議題,首先是澳洲網球公開賽,澳洲政府在祭出必須施打兩劑疫苗才能入境的措施,遭到世界球王Novak Djokovic的挑戰,最後卻拒絕其入境並取消簽證。

文:石明謹

時序進入2022年不久,國際體壇就面臨了許多重大議題,首先是澳洲網球公開賽,澳洲政府在祭出必須施打兩劑疫苗才能入境的措施,遭到世界球王Novak Djokovic的挑戰,Djokovic先是取得澳網主辦單位的醫療特許,高調前往雪梨,但是卻在機場受到澳大利亞海關的阻攔,拒絕其入境並取消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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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網球球王Novak Djokovic於2022 年1月17日降落在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後,看著他手上的文件。

Djokovic關鍵的一役大挫敗

先就國際法的法理來說,一個外籍人士的入境許可,是一個國家主權的展現,其簽證准否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雖然澳大利亞政府對於外籍人士入境,需要施打疫苗的政策,也引來不少質疑,但是對於這種國家主權事項的挑戰,其實勝算是非常低的,果不其然,即便Djokovic的律師團一度上訴,並取得雪梨地方法院裁定其簽證有效,但是在國家主權的絕對行使面前,澳大利亞政府強硬的拒絕其入境,Djokovic在二度上訴失敗之後,其入境的禁令延長為三年,以34歲的高齡來說,要在澳網增添更多奪冠紀錄,恐怕是機會渺茫。

Djokovic提出的各種醫療證明,被發現許多漏洞,加上他長期以來主張反對施打各種疫苗,被認為蓄意挑戰澳大利亞防疫政策,固然是引發這次風暴的主因,然後即便是全世界最左派的法國,也開始考慮不讓未打疫苗的選手參加法國公開賽,歐洲冠軍盃足球賽,可能也會實施同樣的政策,或許這樣的政策在國際體壇將成為常態。

頂尖運動員拒絕施打疫苗並不罕見,媒體便曾報導英超球員有大約一半至今仍未施打任何疫苗,畢竟對於頂尖運動員來說,即使是僅僅影響1%的身體能力,都可能對競技結果產生重大影響,能夠不要改變任何身體狀態,自然是最佳選擇,何況在施打疫苗期間,可能產生副作用導致無法出賽,可能失去在賽事中原有的地位與積分,因此非到萬不得已,抗拒施打疫苗是許多選手的必然選擇。

然而現在恐怕不由得你選擇,每天在各國之間頻繁移動,出入各種人潮洶湧的比賽場所的運動選手,便是各國眼中的主要病毒散播者,尤其是一旦賽事受到疫情影響,恐怕更加得不償失,印度羽球公開賽男子單打決賽,出現兩名選手都缺席的鬧劇,亞洲盃女子足球賽更是讓印度隊湊不出十三人名單,整隊被取消資格,運動員想要抗拒疫苗的施打,就更加不可能了。

美國名人堂拒禁藥雙雄和政治不正確者

跟因為疫情而日趨保守的邊境管制相比,美國棒球名人堂的票選結果,卻反應了歐美社會的左派崛起現象。Roger Clemens、Bary Bonds因為曾經涉及禁藥醜聞,連續十年被拒於名人堂之外,此次落選並不意外,然後得票率依舊低得讓人意外,Curt Schilling沒有任何關於棒球比賽的實質違規行為,只是因為曾經脫口而出種族歧視言論,投票前就知道自己可能入選無望,結果也是不出所料。

球員的場外言行是否應該成為名人堂候選人的標準,一直有很大的爭議,所謂的棒球名人究竟是指在棒球領域有出色表現的球員?在道德上毫無瑕疵的完人?當一名球員的各項紀錄被展示在名人堂時,卻因為個人場外言行而無法入選成為名人堂的一員,這本身就有邏輯上的矛盾,同時也產生了標準不一的盲點,那些進入名人堂的球員,難道就真的沒有道德瑕疵?還是只是因為我們其實並不在乎而已。

知名運動員形象該是如何?

日本著名的盜壘王福本豐曾經拒絕了日本首相頒發的榮譽國民賞,他的理由是他會抽煙、賭博、酗酒,所以不應該成為國民的表率,而且一旦他接受了這個獎項,將來他可能不能再做這些他喜歡的事情,因為那會引來國民的批評。福本豐的表態說明了將私人道德與運動成績掛勾的不合理,更說明了這樣的不合理是一定會存在的,當你成為了所謂的「名人」,道德的枷鎖就不可能不冠在身上,而在左派盛行的當今體壇,似乎對於運動員的道德審查,又遠勝於20年前Curt Schilling打球的年代了。

如果說澳大利亞的邊境管制被認為是右派政府權力擴張的表現,美國棒球名人堂日趨嚴苛的私德審查,是左派理想主義的實踐,那麼北京冬季奧運,就考驗著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平衡,許多西方國家對於在北京冬奧實施外交抵制有濃厚的興趣,理由是中國在新疆與香港的人權問題。

疫情與政治加溫的北京冬奧

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科索沃、立陶宛已經宣布外交抵制,日本、德國、法國的議會提出議案,正在討論當中,紐西蘭、比利時和奧地利明確表示不派出政要參加冬奧會,但理由是因為疫情,當然,大家都知道這只是個藉口,因為歐洲各國疫情更嚴重,他們都沒有做出任何邊界管制,彼此跑來跑去,不去疫情相對緩和的北京,顯然是一種外交表態。

說實話,不管是西方國家或是中國,都面臨兩難,這些揚言外交抵制的國家,其實並不敢真的抵制賽事,光是不派官員參加開閉幕典禮,顯然不痛不癢,而中國的反應也很難拿捏,完全不予回應等於默認這些西方國家的指控,如果強力回擊,正好吸引世人的目光,違反了中國希望這些人權問題可以船過水無痕的初衷,當初爭取舉辦冬奧的如意算盤,是渴望營造萬邦來朝的氛圍,如今只要能夠低調安全的完成賽事,即便是無神論的共產黨,恐怕也要說句阿彌陀佛了。

運動賽事不只是比賽的成績,背後往往牽扯到國際局勢的變化、社會型態的改變,乃至人類思維的革命,在動蕩的大時代更是如此,在美中對抗、左派崛起、疫情肆虐的年代,舉辦運動賽事變得更加困難,困難的不是賽事本身,而是各種不同理念的衝突與扞格,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在這個動蕩之後,將會有一個新的世界運動倫理與格局,包括對於人權、自由等理念的實踐,當然也包括了新的制度與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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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隨基礎建設聯網程度越高、數位化越普及,電腦系統遭受駭客攻擊或網路病毒感染的機率也越高。黃勝雄以台灣為例,台灣資訊系統平均一年收到的攻擊通報,累計高達150萬筆,舉凡像是前陣子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超商門市電視螢幕出現不雅字眼,以及外交部、國防部網站遭入侵,就是資訊系統被攻擊的明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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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黃勝雄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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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則是當發生戰爭時,台灣能否持續保持數位基礎建設的韌性。例如當我國網路基站遭受攻擊時,是否能夠即時運用海底纜線或低軌衛星,來保持對外通訊的暢通。因此在尚未開戰之前,台灣更該盤點戰爭情况超前部署,黃勝雄提出一個概念「主動式防禦」,也就是當敵方在尚未攻擊前,我們可以預先做足完整的準備方案;當敵人開始攻擊時,我們的數位建設就能發揮韌性實力,迫使對方在啟動攻擊之後,也要付出相對昂貴的代價,使潛在的攻擊者降低攻擊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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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構面是民眾的個人層次,如何在日常生活培養數位素養,提升資訊解讀的能力?黃勝雄點出一個有趣現象,他說,「我們對資訊的過濾機制,不是來自資訊本身,而是來自傳送資訊的人,也就是你對他/她的信賴程度。」換言之,要對親友在群組傳送的訊息應保有更高警覺性,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或是從生活小細節,確保3C科技產品帳密不會輕易被盜用,自然讓想要癱瘓系統的攻擊者,同樣要付出較高的代價而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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