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學的張力》談台灣疫情下的疫苗風險與猶豫（上）：醫學建立於集體與個人對立的衝突之上

文：陳世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一）

疫情趨緩了，為什麼我還要繼續戴口罩？如果大部分的人都願意施打疫苗阻絕傳染的可能，則為什麼我還必須承擔疫苗副作用的風險？為什麼我必須每天花費時間記錄出入場所實聯制，以及個人的體溫或感冒症狀？對於上述的情境的疑問，正是在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下日常生活的活動中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拉扯與衝突；而當決定集體利益的醫學或公共衛生專業知識本身即充滿不確定性時，我們要如何自個人的層次上行動，回應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張力？

本文前半部將由《醫學的張力》一書開啟討論，說明不同醫學案例中的個人在集體利益與不確定性下不同的行動軌跡；後半部則由台灣的實際案例出發，說明COVID-19疫情下疫苗風險感知與疫苗猶豫的現象。

一、《醫學的張力》與科學知識社會學（SSK）

《醫學的張力》由兩位著名STS學者，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共同寫作與編著而成。上個世紀1970年代，歐洲學術界發展出了一支新的方法論風潮：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簡稱SSK）。SSK追隨過往知識社會學與科學社會學的論述主題「科學」，並建立批判、開啟新的視角；同時承繼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於科學領域引進的社會維度^【註1】以及後期維根斯坦哲學對於科學「遵循規則」的懷疑論^【註2】。

SSK以愛丁堡學派作為代表，其中David Bloor提出的「強綱領」最具代表性，說明信念或知識形成必須給定因果關係，而「成功」或「理性」的科學知識與「失敗」或「非理性」的知識體系必須給予相同架構的論述資源進行分析。本書的作者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的學術背景則是同樣屬於SSK學術社群的巴斯學派，以微觀的實驗室研究著稱【註3】。

在SSK的視角之下，我們可以更理解「科倫（Golem）」的意義。科學在近代社會向來被視為是巨大、強健、高度專業而不容質疑的學術實體。然而對於SSK而言，科學和其他知識體系與社會過程一樣，都是由社會建構的（social constructionism），由於不確定性與偶然性都無法透過科學方法消除，因此「科學與科技」透過觀察或萃取「自然」的生產，並非「自然本身」^【註4】。

醫學同時具備「科學」與「救助」的身分，又再度使臨床的實作泛起不確定與張力的漣漪。《醫學的張力》一書拋棄傳統上醫學敘事中的神聖性，以及疫情當下英雄主義式全能與拯救的形象，將醫學描述為「科倫」：在猶太神話中由人類以泥巴與水塑造而成的怪物，孔武有力卻笨拙而可能因為失控造成危險。科倫並不邪惡，它只是魯莽；它大部分時間提供成功的運作，它也偶爾失敗。

二、直面醫學的不確定性

本書的一個論述重點即醫學所具有的不確定性，而安慰劑效應是現代醫學不確定的其中一個核心。在第一章中，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說明醫師或研究者給與患者不具治療效果的處方，卻能在生理或心理上帶來實質改善的現象。然而，患者卻同時也可能因為對於治療效果的期待而高估了醫學的效果，即沒有實際產生影響的「偽安慰劑效應」。醫師或研究者對於患者表現的期待會影響他們對於結果的解讀，形成「實驗者報告偏差」；而實驗者對於結果樂觀或悲觀的期待，也會傳達到病患自身，形成患者的「期待效應」。

同時，醫學處置又高度仰賴自我治癒，自我治癒難以量測評估，因此瞭解安慰劑成功或醫療處置失敗的原因是困難的。基於上述的安慰劑可能的問題，現代醫學研究必須建立一套雙盲（double-blind）的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來排除一切可能因為研究者或病患引起的不確定性，來鑑別一項治療的效果是否高於機轉上無效的安慰劑。

除了安慰劑效應，醫學的不確定性也彰顯於其他的面向。第三章的扁桃腺切除必要性的爭議中，說明醫師對於疾病的症狀種類與診斷指標（criteria）有高度的共識，然而在實作中可能會在同一個診斷指標下側重不同的診斷重點（符合其中一項即切除、配合病史、合併不同表現的某種疾病樣態等等），同時有些醫師群體可能會更在意病史的呈現（曾經用過抗生素、轉診史、反覆的發作等等）。由於扁桃腺切除的年齡層以小孩為主，病人的傳達也共同構成了不確定性，是否能正確表達病史也是關鍵。

第四章中作者提供了以維他命C作為癌症治療的新方案受到醫學主流學術所否決的案例，說明先前成功的實驗結果無法被後續的實驗團隊再現，產生了實驗無法調解實驗爭議的「實驗者的迴圈」（experimenters' regress）^【註5】。此案例也透漏了一個現代醫學的危機：就實證醫學的邏輯而言，維他命C作為癌症治療的兩次檢證實驗都沒有真正地做出駁斥原始假設的證據，或其評估方向相對於原始實驗而言是錯誤的。事實上問題並沒有解決，而是主流醫學以行政、學術期刊、實驗室與研究者的學術權威等資源優勢取得了「決定性」的地位。

三、醫學的張力：集體與個人之間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