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之殤》:50多萬以色列殖民者享有全部權利,這種系統性民族歧視始終是猶太復國主義的核心

《巴勒斯坦之殤》:50多萬以色列殖民者享有全部權利,這種系統性民族歧視始終是猶太復國主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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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迪提出以「殖民戰爭」的角度審視巴以衝突。本書以年代先後描述巴以衝突的百年歷史,利用六起重要的國際事件,包括貝爾福宣言、聯合國第一八一號決議、六日戰爭、黎巴嫩戰爭、奧斯陸協議、大衛營峰會,一步步勾勒出歷史的原貌。

文:拉什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

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公眾輿論的某些部分已經開始發生轉變。雖然這對巴勒斯坦自由的倡導者來說是令人鼓舞的,但這並不反映大多數美國人的立場,也不一定是基於人們已正確理解衝突中的殖民主義動態。此外,公眾輿論可以再次轉變。最近在巴勒斯坦當地發生的事件讓同情的天平略微向巴勒斯坦人傾斜,但其他事件也可能會使它們往相反的方向傾斜,就像第二次起義期間發生的那樣。為了實現這樣的逆轉,以色列已經啟動了充足的資金,尤其是透過將批評以色列的人汙衊為「反猶太主義者」,而在相較之下,以色列鞏固正向傾斜的努力則十分微弱。

過去幾十年的經驗顯示,有三種方法可以有效地擴大人們對巴勒斯坦現實的理解。第一種方法是將巴勒斯坦的情況與其他殖民定居者的經歷進行比較,無論是美國原住民、南非人還是愛爾蘭人的情況。第二種,與第一種相關,包括關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權力嚴重失衡,這是所有殖民遭遇的一個特點。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就是突出不平等的問題。

事實已經證明,鑑於猶太復國主義中存在的宗教(聖經)層面,定義這一衝突的殖民本質是十分困難的,猶太復國主義將那些新來者視為本地人和他們所殖民的土地的歷史擁有者。在這種情況下,巴勒斯坦的本地居民似乎與大屠殺後的猶太民族國家的復興是無關的,他們只是這個振奮人心場景中不受歡迎的插班生而已。挑戰這個史詩般的迷思在美國尤其困難,因為美國沉浸在福音派新教中,特別容易受到這種基於聖經的引人振奮吸引力的影響,而且美國也為自己的殖民歷史自豪。在美國,「殖民」這個詞的價值與它在前歐洲帝國和曾經是其帝國一部分的國家的關聯,有很大不同。

相似的,「定居者」和「屯墾者」這兩個詞在美國歷史上也有積極的含意,產生於電影、文學和電視中以犧牲原住民為代價的征服西部的英雄故事。事實上,這些描寫美國原住民的反抗與描寫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兩個群體都被描繪成落後和未開化,是一種針對進步和現代的暴力、嗜殺和非理性的障礙。雖然許多美國人已經開始質疑他們民族敘事的這部分,但以色列社會及以色列的支持者仍然在慶祝這種敘事,實際上,他們所依賴的正是這種敘事。

此外,將巴勒斯坦與美國原住民或非裔美國人的經歷進行比較是很困難的,因為美國還沒有完全承認過去的這些黑暗篇章,也沒有解決它們在當前的有害影響。要改變美國人對其國家歷史的意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不用說美國在其中發揮如此大的支持作用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歷史了。

改變現有衝突看法的第二條途徑,即強調巴勒斯坦人和反對他們的大國之間的巨大不平衡,則需要表明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努力實現控制阿拉伯土地時,幾乎總是處於攻勢。以其他方式呈現這層現實是猶太復國主義取得話語優勢的核心,在這種狀況下,以色列被說成是阿拉伯/穆斯林歌利亞面前的大衛。最近的一種說法是將衝突描述為兩個民族,甚至是兩個國家的平等鬥爭,有時則被描述為權利對權利的鬥爭。

但即使如此,一般大眾公認的版本是以色列一直希望和平,但卻被巴勒斯坦人拒絕(「以色列沒有實現和平的夥伴」,正如這句話所說的那樣,讓以色列人,也就是受害者,面對毫無道理的恐怖主義和火箭彈襲擊,所以以色列只能自衛)。實際上,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和後來的以色列國總是有強權站在他們一邊,無論是一九三九年之前的英軍,一九四七至四八年的美國和蘇聯支持,一九五○和六○年代的法國和英國,還是一九七○年代至今的情況,除了得到美國的無限支持以外,以色列的武裝力量也使巴勒斯坦人,乃至所有阿拉伯人加起來都相形見絀。

在擴大世人對巴勒斯坦現實的理解方面,不平等問題才是最有希望的。它也是最重要的,因為不平等是在一個絕大多數是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猶太國家的關鍵,也是維持這個國家的統治的關鍵。不平等之所以如此關鍵,不僅是因為它是猶太復國主義主要倚靠支持的平等主義、民主社會的大忌,而且也因為權利平等是公正、持久解決整個問題的關鍵。

在以色列國內,一些重要的權利只會留給猶太公民,而百分之二十的巴勒斯坦公民則被剝奪了這些權利。當然,生活在「被占領土」、在以色列軍事政權下的五百萬巴勒斯坦人則是根本沒有任何權利,而同樣地方的五十多萬以色列殖民者卻享有全部的權利。這種系統性的民族歧視始終是猶太復國主義的核心,根據定義,它的目的是在阿拉伯人占多數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擁有專屬民族權利的猶太社會和政體。

即使以色列一九四八年的獨立宣言宣稱「所有居民不分宗教、種族或性別,享有完全平等的社會和政治權利」,但在隨後的幾年裡,幾十項基於權利不平等的重要法律卻得以實施。這些法律嚴重限制或完全禁止了阿拉伯人獲得土地,以及在所有猶太人社區的居住權,將沒收非猶太人的私人和集體(例如宗教義產基金會)財產的做法正規化,阻止了大多數成為難民的本地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園,限制他們獲得許多其他福利,同時又給予猶太移民公民權。

這個核心問題在今天更為突出,從約旦河畔到地中海濱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總人口與猶太人的人口相當,或者可能要略多於猶太人。不平等是猶太復國主義提出的核心道德問題,它涉及到整個事業的正當性的根源,這是一些傑出的以色列人的觀點。歷史學家澤夫.史登赫爾(Zeev Sternhell)在設想學者們在一百年後回首往事時會這樣問:「以色列人究竟從什麼時候才開始明白?當他們對『被占領土』上受他們掌控的非猶太人施以殘暴,當他們決心打破巴勒斯坦人的獨立希望,或者當他們拒絕提供非洲難民庇護時,便已經開始破壞他們國家存在的道德正當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