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連線台灣記者會:我們每個人都該思考,看完這部片後的愧疚情緒從何而來

《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連線台灣記者會:我們每個人都該思考,看完這部片後的愧疚情緒從何而來
Photo Credit: 《時代革命》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時代革命

2021年第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得主《時代革命》,紀錄香港人2019年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走上街頭「爭自由、爭民主」的抗爭始末。

這部備受台灣觀眾矚目的作品,將於2月25日在台灣院線上映,台灣目前也成為全球唯一能在電影院播映《時代革命》的國家。對此,在上映之前,片商舉行連線記者會,導演周冠威在2月9日透過視訊,接受台灣眾記者的聯訪。

本篇文章記錄連線記者會的各家記者提問,試圖釐清、梳理周冠威與《時代革命》的精神與心境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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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時代革命》提供
導演周冠威
  • Q:首先,台灣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在商業電影院做廣泛播映《時代革命》的國家,對此有什麼看法?

周冠威:很開心可以在台灣放映《時代革命》,非常珍惜這樣的機會。其實在拍這部紀錄片的時候,就一直在想有哪個地方能夠上映,而台灣是一個自由國度,很感動能在這裡上映。

  • Q:無論是在坎城還是金馬,《時代革命》已經有過幾場放映了有沒有收到印象深刻的回饋?

周冠威:談到回饋,聽到最多的就是很多人看完片子熱淚盈框。我相信某部分熱淚的情緒不一定是悲哀,也會有悲壯,除此之外,很多人看完後也會產生憤怒、愧疚的情緒,認為在運動或是抗爭方面他們做得太少了,我認為,我們應該想清楚真正愧疚的原因,我知道很多人離開了香港,也有很多人帶著愧疚好好思考——我們每個人都該思考這種愧疚從何而來。

《時代革命》是獻給有良心和良知的人,希望大家能記得這部片帶來的愧疚,當然,不只愧疚,片中也有勇氣、安慰,希望大家能珍惜一切。

  • Q:當「反送中」抗爭運動發生的時候,你是從什麼時候起心動念拍攝這部紀錄片?

周冠威:我是電影人,能夠為香港付出或是為自由、正義、民主付出的方法,就是拍片,所以我希望透過自己的方式拍攝關於這場運動的紀錄片。

我非常清楚為什麼要拍這部片,這場運動讓我看到抗爭者的勇氣,而這份勇氣傳染並感動了我,我拍攝過《十年》當中的〈自焚者〉,在〈自焚者〉當中我看到的是一個社會邊緣人,而我希望外國人能夠看到沈澱在香港谷底的故事;同樣的,這次我也希望讓「反送中」運動被更多人看到,並試圖透過我的熱情讓這件事成真,所以拍攝了這部紀錄片。

  • Q:已經有些許關於「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例如《理大圍城》。對於你而言,為何還要冒巨大的風險拍攝《時代革命》?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意義又是什麼?

周冠威:拍攝、紀錄《時代革命》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意義。一開始當然我也會質疑自己:「很多人都拍過了,為什麼我還要拍?」,但當我第一天到了現場拍攝、站在抗爭前線,發生了一個故事讓我找到勇氣繼續往下拍攝。

當時有個蒙面人面對我,看到我拿著攝影機就相當有敵意,認為我可能是不懷好意的對立者,但當我表述我是《十年》的導演之一時,他態度大轉變,敵意不見了,反倒有種同仇敵愾的氣氛,和我說:「我看過《十年》,這是好片子,請你繼續拍吧!」

這件事相當鼓動我,因為拍攝《十年》,所以在現場好像拿到了通行證,我才發現,原來我有這樣的影響力,這也給了我勇氣,好像找到了存在價值,我就持續拍攝。

而過程之中,很多香港手足非常信任我,也對我有所寄望,希望能透過我還有這部紀錄片,將這些心聲傳向全世界,面對運動、暴行、信任等等,我就有種使命感,而使命感加上勇氣,讓我繼續做下去。最後,我認為我的過去,成為了現在的推動力。

至於為什麼要冒險呢?我認為,不是有勇氣才走出來,是要走出來才有勇氣。這是我想對此作的總結,當我看到香港的抗爭者們一步一步往前進,大家在這樣的過程中,也讓自己成為更有勇氣的人。

  • Q:當香港不再像過往自由、安全的狀況下,如何說服參與運動的人出面受訪?

周冠威:事實上很多人不願意受訪,而對於出面受訪的被攝者們,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考量這些人的安全,因為擔心會有後續風險,我現在也盡量跟他們保持距離、拒絕聯繫,我們那時的默契是——事後不要溝通,但希望在片中這些被攝者/受訪者能暢所欲言,畢竟這部片是拍攝抗爭者。

我上述也提到,我曾拍攝觸碰政治與抗爭的劇情片《十年》,在這樣的基礎之下,被攝者們都非常相信我,認為我是支持自由與民主的導演,而且我們也有保密承諾,在這些背景加成之下,大家都願意受訪吧。

雖然已經有些人失聯或是遭受監禁,但我在剪接過程之中,還是盡可能讓這部片子給受訪者們先行看過,詢問完成的影像是否足夠保護他們?其實一般紀錄片的產製過程,不一定會給受訪者們審核,但在這樣的特殊情況,我希望能夠多做一點,也希望這樣做能帶給受訪者們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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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時代革命》提供
《時代革命》劇照
  • Q:運動長達數個月,過程一定也累積了許多素材,是如何取得如此龐大的影像?

周冠威:我必須非常秘密、低調地進行拍攝,盡可能不要公開,很多素材都我小心翼翼地保護,我們也有第三者的協助,在《國安法》之後,有些人沒有信心完成關於「反送中」的片子,所以就把拍攝素材授權給我,所以其實這部片子有不同的導演、攝影師,素材真的非常龐大,但對於素材的總時數我並沒有具體數字,多到算不清楚。

  • Q:剪輯片子、整理素材時,有產生什麼樣的情緒?

周冠威:剪接過程流了很多眼淚,情緒都非常大。例如理工大學事件,當時我也在理大,非常多手足學生受困,但拍攝當下其實沒心力回顧素材,從理大離開之後,剪輯時我才會檢視這些影像,一直在哭。其實,那時候我雖然也困在理大,但由於我是類似於記者、導演的身份,因此對照於學生的處境,我算相對安全。

但這種「安全感」其實讓我覺得非常「不安全」,雖然我跟學生們是陌生人,但也有種同仇共憤的情緒,所以能感同身受那樣的處境。而其實,香港現在還是有很多熱情的生命力,極大的勇氣跟情緒在運動過程中爆發,雖然悲慘,但這樣的人性光輝觸動著我,所以,情緒還是相當複雜。

Q:《時代革命》最後剪輯成158分鐘,分為九大篇章處理,你是如何決定、安排這些篇章順序與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