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交鋒烏克蘭，台灣如何看待這場剃刀邊緣的世界變局？

可一旦成功佔領烏克蘭，俄羅斯不僅需要面對西方世界的全面制裁，甚至俄方投入半數資金興建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也有可能直接被廢，隨之而來的禁運，更可能導致石油交易停擺，最後讓俄羅斯經濟全面崩盤；更何況，若是全面侵烏作戰失敗，普亭政權乃至俄羅斯國家都有可能被拖入另一個阿富汗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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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是西方的全面封鎖確定，俄羅斯完全依靠中國，可能會讓中國對俄羅斯軍事科技與天然資源予取予求。根據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分析家Fareed Zakaria的研究表示，中國對俄羅斯的資源需求提升，但對俄羅斯的投資卻不斷下滑，可見雙方之間的互賴關係與同盟關係都沒有表面上看的緊密，更不用說歷史上中俄聯盟之間磕磕絆絆也是常態。

所以對俄羅斯來說，全面入侵烏克蘭風險遠大於收益。

第三：以戰逼和，以戰養戰

對莫斯科而言，最佳的戰略目標是是推平烏克蘭東部聶伯河岸針對俄羅斯的防禦工事，將勢力範圍擴張到以聶伯何為天然屏障，支持親俄烏東地區的分離主義下所成立的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與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創造俄羅斯本土的的地緣政治緩衝。

根據美國地緣政治專家Robert Kaplan在其著作《地理的復仇》所述，普亭在烏克蘭地區是希望「藉著製造混亂來建立戰略空間」。最終目的，是讓俄羅斯重返歐洲，避免俄羅斯的對外經略只能將焦點放在中亞，陷入中亞多族裔（泛波斯與泛突厥）的衝突，以及泛伊斯蘭系統內部的恩怨情仇，並且導致俄羅斯被中亞的蘇聯餘恨與能源貴金屬礦綁架。

事實上，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俄羅斯進攻喬治亞此舉即已揭示，在普亭的領導下，俄羅斯不再是個維持現狀的國家。正如同《紐約時報》專訪中，莫斯科國際問題研究所（MGIMO）國關學院院長Andrey Sushentsov判斷，普亭可能在當下系列的外交穿梭中，持續在烏克蘭邊境維持「準戰爭狀態」，創造一種「非典型戰爭」下「例外狀態的常態化」模式，從中即取最大利益。

這種透過「準戰爭模式」或「非典型戰爭型態取得最大利益」模式，未來必定是中國參考俄烏戰爭的重要指標。雖然習相對普，有不得不戰，塑造歷史定位，掃平黨內對手的龐大壓力。

但另一方面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現行狀態下，習對內黨政軍控制程度不如普亭，貿然發起對外作戰，又是在美國全力回防發動印太戰略的時候，中國壓力只會比俄羅斯大，共軍與共黨也是面臨一戰即潰的壓力。

對內面對國家建立後的「認同問題」
對外缺乏集體防禦與美國安全承諾保護

作為第三波民主化化國家的其中兩員，烏克蘭雖然在當代國際政治中不若台灣，有中國打壓與國家正式外交地位的承認問題，但一方面，在對內的部分，烏克蘭與俄羅斯，如同台灣與中國，作為大國旁邊的小國，兩國在文化、族群、語言上都跟鄰近大國相通，但在價值觀與政治制度上，烏克蘭與俄羅斯，以及台灣與中國，都存在某種「認同」問題。

這種相似性，甚至已經到了，普亭曾於2021年7月發表一篇類似中共的官宣文章，內容強調：「烏克蘭不是國家」、「烏克蘭獨立是西方的陰謀」、「烏克蘭是俄羅斯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都是大俄羅斯民族」這些令人熟悉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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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相較於台灣國家內部政情相對穩定，海峽的地理環境還是提供了某種程度上共軍渡海的屏障；烏克蘭的認同問題，則是嚴重到引爆東烏親俄勢力與西烏親歐勢力內戰，也讓烏東勢力進一步引入俄羅斯「民兵」的介入。

反觀台灣，目前無倫是檯面上的「帶路黨」或檯面下的「第五縱隊」，大多停留在嘴砲的階段，沒有實質戰力。但俄羅斯對烏克蘭政黨政治、軍事戰力與網路安全各領域、全方面的侵略做為一種進行式，相較於中國對台灣的所作所為，只有程度與階段的差異，而沒有本質的差異。

另一方面，在對外關係上，台灣雖不似烏克蘭，是具有廣泛外交承認的國家，但兩國的相似性在於，無論有無外交承認，台烏都在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下，既缺乏美國直接的安全承諾保護，也因為鄰近大國的威脅，無法加入區域多邊安全機制（Quad）或集體防禦組織（北約）。

相較之下，烏克蘭危機發展至今，拜登政府已多次公開表示不會直接派兵進入烏克蘭，頂多是加強在北約盟國臨近烏克蘭區域的美軍部屬；但對台灣，拜登政府卻從沒有真正明確表態。

所以美國「戰略模糊」政策在台海的運用上，也就是所謂《台灣關係法》或《六項保證》，看來比對烏的《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與《烏克蘭自由支持法》（Ukraine Freedom Support Act），來的更有「模糊」的威懾力。

從「捷克化」到「芬蘭化」：關於「避險」的困難

西歐國家今日面對烏克蘭這種「以鄰為壑」的作法，也就是把烏克蘭或波蘭作為對抗俄羅斯緩衝的現況，其來有自。

事實上，今日歐盟前身歐共體的成立，即源自法國「戴高樂主義」追求歐洲本位與對外關係自主性，意在脫離馬歇爾計畫與北約來自美國經濟與軍事的全面掌握，因此形成了今日德法對俄烏問題穿梭外交的近代基礎。除了戴高樂主義的近代基礎外，今日「穿梭外交」的實踐，更有歐洲國家自中世紀以來使節往返，以談判而非戰爭鑄造和平的傳統。但這種外交手段、談判先行、條約至上的邏輯，也造成面對獨裁者或強權擴張時，容易形成的「張伯倫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