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再觀《白色巨塔》：從偏鄉醫療到台劇產業，台灣在完善制度上可以做得更好

2006年經典台劇《白色巨塔》，劇情以總統之女住院治療及手術為引，凸顯出大醫院內學閥與派系的權力鬥爭，再透過醫療案件，由類似單元劇的方式推進。一開頭便是醫師大忌「醫療過失」，從而瞬間展現各方人馬的真面目與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

白色巨塔的真面目

言承旭飾演的男主蘇怡華外科醫師象徵著習醫的初衷，但進入白色巨塔後，在大染缸中苦苦掙扎。與戴立忍飾演的男配邱慶成外科副主任形成鮮明對比，他赤裸裸的野心，自信爆棚的雄心，於名利的道路上追逐狂奔。影帝戴立忍表現實在太過搶眼，他屈服於體制，卻又自認能面面俱到，周旋在家庭與事業間，在體制內如魚得水，但他同樣有提點關欣的良善、寵愛女兒的慈愛、救不回病人的難過，看似反派擔當，更多的反而是一種過盡千帆下的無奈順從。

反觀蘇怡華醫師的面向過於單薄，這時代已不流行純粹的好人，他不如邱慶成形象的立體飽滿，看不慣體制，卻無力回天，無法負重，本想遠走高飛，最後因緣際會在體制中得利，改變卻仍未能先從自己做起，無可奈何，隨俗浮沉。只有當蘇怡華醉酒發出「我好想救活每一個人喔！」的哀鳴時，才是本劇我最感動的一刻，人性的至善，即便只是暗夜微光，仍熠熠生輝。

劇情後段則緊扣「生命的意義」這各國醫療劇的共通特色。當唐國泰功虧一簣，於院長決選中落敗，憤而中風後，一生爭鬥的他不甘心，儘管已言語含糊，仍對探病的蘇怡華談道：「這是規則」。當邱慶成大罵老婆，認為她不懂醫界的人情世故，收賄討好實乃家常便飯時，卻無人知曉這些「眉眉角角」的規則，都是人訂的，而人就能打破，世事又豈能盡如人意。

蝸牛角上爭何事，不如命運一彈指

最終正如電影《刺激1995》（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陳述，你在監獄中初始反抗，後來妥協，最終完美地被「制約」，徹底淪陷於白色巨塔的條條框框中無法自拔，直到「命運」的彈指來臨。

「命運」終究是權鬥劇的最大課題，「蝸牛角上爭何事」，寥寥幾字，微言大義，但身處期間的人哪能如此輕易「看破」，即便醫生是見慣生死的人，磨練非比尋常，也逃不過名利的枷鎖。更諷刺的是，最貼近生命的醫師們，卻將生命的意義拋諸腦後，只為功名利祿活著，最終反噬自己。

最後以「器官移植」這種生命另一種的延續，探索生命的本質，劇集也從蘇怡華醫生帶著厭世口吻，蒼白地唸卻誓詞的諷刺性結尾，轉化到蘇醫師回首，藍天白雲，陽光燦爛，替所有還在白色巨塔奮戰，保有熱血之士，為他們加油的希望氛圍劃下句點。

疫情下的反思

醫療劇涉及面向廣泛，感想自也五花八門。

首先，先就本劇的醫療面來看，劇中提及離島與山區醫療的難度，令我想起「澎湖仁醫」為離島醫療奉獻一生的侯武忠醫師。

老實說，醫生等職業的地位崇高，並非純因其收入過人，更因其為拯救生命的職業。雖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但台北市市長柯文哲也直言：「太喜歡賺錢不要來當醫生」，去當商人或投資客不就好了，不過這畢竟是個人選擇與社會風氣，我也言盡於此。

不過政策方向卻能提，衛福部立之醫院採自負盈虧模式經營，導致偏鄉離島如金門醫院難以自行籌措醫師薪水或是延遲發給，惡性循環使醫生更難留任，反倒是退輔會系統的榮民總醫院，甚至是國防部系統的三軍總醫院，於人員與待遇有其一定的紀律與規範，醫院的隸屬改造或許是偏鄉醫療的解決良方之一。

其次，近年來台劇復興，重回大眾眼簾，自《斯卡羅》、《茶金》至《華燈初上》，無不是著眼於台灣特色，讓討論熱度大增。時代的氛圍的確吸睛，但如同《白色巨塔》，內容才是王道，台劇若想要能揚威海外，突破台灣市場的窠臼，恐怕不能僅依托於台灣人「共同的記憶」，必須於劇本上多所著力，擁有更多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才能打造出口碑神作，像《華燈初上》，除揭開1980年代日式酒店風情神秘面紗，又籠罩著懸疑命案迷霧，方讓Netflix青睞，得以全球獨家上線。

不過因疫情來襲，為居家生活所需，Netflix等串流媒體大肆風行。但國際資本力量的介入，是對台劇的肯定，同樣也是對台劇的挑戰，因戲劇可說是「資本密集產業」，劇本、場景、演員、後製等無不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只是長久下來，要嘛是優資台劇為人作嫁，成為國際平台的品牌之一，無法形成「台流」；要嘛是台灣本土創作日漸迎合海外，失卻根本。

過猶不及，進退之間，都值得台劇從業人員細細思索。

最後，應是公共衛生與法制間的未雨綢繆。疫情下的世界，彷彿按下暫停鍵，每個人的生活皆受影響。相較於東亞深植人心的「集體主義」，政府令行禁止，於防疫上的確取得優異成果，但國際間頻傳對口罩的不信任、對封城的不支持，連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於疫苗強制施打令都遭到最高法院駁回，再再讓自由人權與公共福祉的界線備受衝擊。

防疫疲勞與折衝同樣蔓延至台灣，法制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傳染病防治法》成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決策與處置的依歸，但諸如推行疫苗護照引發對隱私的爭議，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就機組員居家檢疫政策的適法性提出不同意見等等，都對可限制人民自由，防疫法制的法律明確性原則提出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