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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西方傳統繪畫中動物寫實的描摹,實際上受益於對死物的觀察?

為什麼西方傳統繪畫中動物寫實的描摹,實際上受益於對死物的觀察?
Photo Credit: 席得斯,《死亡遊獵之物》,17世紀,美國約翰與梅布爾瑞林美術館藏(John and Mable Ringling Museum of Art)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聲無息:19世紀歐洲動物死亡圖像的轉向

文:吳謹為(喜歡閒晃的夜貓子,這邊看看,那邊看看。不小心地,沾了一點藝術史在身上)

當我們評論一幅有關動物的圖像,時常會以「逼真」、「生動」、「活靈活現」的字句形容創作者精湛的技巧;對於動物表現最高讚譽,莫過於捕捉並再現生命,召喚牠們到觀者的面前。

但有趣的是,你是否想過西方傳統繪畫中動物寫實的描摹,實際上受益於對死物的觀察?反過來說,當創作者描繪的就是一幅關於動物的死亡圖像,它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又要如何觀看?

無聲無息:動物作為食物、獵物

相對於「動」物,我想先換個角度,以「靜」物來觀察動物。「靜物」(Still life)英文直譯「靜止、寂靜的生命」,其定義不外乎靜止不動、無生命物體的排列描繪。[1]

動物在靜物畫之中,常是已死的狀態,或者說以「食物」之姿現身。例如最早出現在古埃及的墓室壁畫、作為喪葬供品、象徵來世享用的佳餚。或是古羅馬別墅中的馬賽克,鳥禽、鮮魚如同肉品的代表,與蔬果同列【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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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靜物馬賽克,200年,梵諦岡博物館藏(Vantican Museum)
【圖1】

直至16世紀,靜物畫於北方尼德蘭繪畫中蓬勃發展,物件除了精心擺放在打光的暗室內,更出現像阿爾岑(Pieter Aertsen, ?-1575)《神聖家庭施捨的肉攤》(A Meat Stall with the Holy Family Giving Alms, 1551)【圖2】,這類以大尺幅描繪佈滿各式肉類的市場肉舖的作品。

前景動物的各種部位被切割,帶皮、帶骨、不帶臟器的,或垂掛、或盛裝,錯落鋪排成肉色的框景,透出冷色調的背景。遠方幽微地呈現新約聖經《逃往埃及》場景,聖母瑪利亞一手懷著耶穌、一手向眾人施捨。這樣世俗與宗教題材的並置,被認為是精神財富與物質利益對比的道德勸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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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阿爾岑,《神聖家庭施捨的肉攤》,1551年,北卡羅萊納美術館藏(North Carolina Museum of Art, Raleigh)
【圖2】

同樣是大尺幅、近乎奇觀的表現形式,席得斯(Frans Snyders, 1579-1657)的畫作中是一隻隻從荒野捕來的獵物【圖3】,雖然並非都是可食的動物,如孔雀、白天鵝,但同樣以任意棄置的方式,成堆崩落到桌面底下。這些畫作由貴族大公們委託,藉由展示大量華麗巨大的動物身體,彰顯自身擁有獵場和狩獵的權力——不是因為食用而殺,而是因為「有能力」宰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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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席得斯,《死亡遊獵之物》,17世紀,美國約翰與梅布爾瑞林美術館藏(John and Mable Ringling Museum of Art)
【圖3】

此類如同炫富競賽的靜物畫存續一個世紀之久,並由席得斯的學生揚・菲特(Jan Fyt, 1611-1661)、揚・韋尼克斯(Jan Weenix, 1642(?)-1719)發揮極致。

從上述的案例大致可以看出,這些動物死亡圖像的展示,往往指向動物本身之外,即來世的饗宴、精神糧食的對立面或是誇耀財富的象徵等。它,作為靜物,不只是「靜止」的物件,而是「寂靜」的軀體,難為自身說話的屍體。

聽見自然的哭喊:18世紀盧梭與自然主義

不過,有研究者嘗試為席得斯平反,Frank Palmeri就透過藝術家的交友圈,認為席得斯曾接觸並認同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和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等人反濫殺動物的思想。

Palmeri更指出,席得斯的作品具有雙重語境的特質,即「它既讚美贊助者的權力和財富,又質疑殺戮所製造死亡擴散的奇觀。」[5] 確實,過去的人們面對正在死亡的獵物並非全然無感,像是蒙田〈論殘酷〉(Of Cruelty)中提到,自己雖然對捕捉到獵物感到喜悅,但卻無法直視掙扎的獵物和牠垂死的叫聲。[6]

16世紀以降,動物保護的觀念開始在思想家身上萌芽,直至18、19世紀達到高峰。啟蒙時代的哲人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可說功不可沒,其具浪漫色彩的自然主義影響後世深遠。

盧梭不但認為應該如「高貴的野蠻人」回歸自然的初始狀態,也認為人與其他動物皆是「有情眾生」,當我們看見同伴或有感受之物面臨痛苦或死亡時,會自然而然地心生反感難受;基於憐憫,人們不但不應加害同類,亦不該傷害有感覺的生物。[7]

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e on Inequality, 1755)甚至提出人類語言起源(在話語還不作為誘拐他人的功能之前)就是自然的哭喊聲(cry of nature),一種因為面臨危險和痛苦的呼救。[8]

或許也正因為被這種本能的「感情所困」,每當有動物遭到虐待戕害而吶喊,理性的腦袋都將為感性的聲音所震撼,如同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詩中所言:「獵兔的每一次叫喊,大腦的纖維皆會撕裂。」[9]

有聲無息:屍體為自己發聲

繼狩獵競賽之後,18世紀的英國上流社會興起另一種玩物:賽馬。人手一本韋瑟比(James Weatherby, 1733-1794)出版的《育馬大全》(General Stud Book),以蒐集純種馬血統的情報。[10] 當時不少王室貴族也委託藝術家為自家的賽馬繪製畫作【圖4】,圖像中強調馬的體格、皮毛的光澤與健康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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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索里‧吉爾平(Sawrey Gilpin, 1733-1802),《棗色的閹馬》,1800年,英國皇家信託保管(Royal Collection Trust)
【圖4】

與此同時,儘管逐漸進入工業化時代,馬匹仍作為動力的生產工具,在都市和鄉村之間勞役。版畫家畢維克(Thomas Bewick, 1753-1828)的作品《等待死亡》(Waiting for Death, 1827)【圖5】,與強健碩美的賽馬圖像形成極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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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畢維克,《等待死亡》,1827年。
【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