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共批評國民黨搞「暗獨」(下):接觸民進黨,才是對岸的「終極目標」

為何中共批評國民黨搞「暗獨」(下):接觸民進黨,才是對岸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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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高楊所謂「綠營中同樣存在很多不支持『台獨』的中間派,這些人同樣可以爭取」的這句話,其實也是順著汪毅夫的邏輯出發,尋求一個共產黨未來與民進黨接觸的可能性。

文:吳冠佑

難以為繼的「第三次國共合作」

中國大陸的涉台工作系統,如果從政治協商會議的角度來看,簡稱「民革」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專門對國民黨或者泛藍陣營,簡稱「台盟」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則專門對民進黨或者泛綠陣營。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時代,由於中共的對台重點是國民黨,「民革」獲得的重視遠超過「台盟」,汪毅夫等同情本土勢力的老幹部自然被冷落。

在「反台獨」高於一切的主張下,民進黨代表的一切價值在中國大陸都遭受到高度的汙名化,國民黨則無論如何都因為「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關係得到北京高層容忍。只是對國民黨統戰了那麼久,甚至於每年花費無上限的統戰經費招待那些來北京朝聖的深藍小黨,中共在推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上仍無法取得進展。

一是台灣在蔣經國去世後,很快進入民選總統的時代,沒有任何領袖能夠「一錘定音」的解決兩岸問題。

主張台獨的總統,如陳水扁除了要顧慮美國和中共的反彈外,也不能不考慮國內支持中華民國的選民。推動兩岸和解的馬英九,也同樣不能忽視台灣獨派支持者的立場,去與中共達成任何決定台灣前途的政治共識。這不免讓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政治領袖產生失望,不願意認真視之為「合作」的對象。

二是馬英九雖然主張統一,卻不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筆者相信他的根本目標還是爭取兩岸統一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下。只是在現實的大環境下,台灣沒有足夠的實力統一中國,只好退而求其次爭取「一中各表」,推動兩岸經貿和文化交流來爭取時間。

久了以後,中共自然發現國民黨的目標不是追求「一國兩制」,而且如果馬英九路線推行下去,長久下來並不利於中共的專制。

所以習近平上台後,便從前面兩位領袖的經驗中學到了「教訓」,明瞭到過時的「國共情節」對中共的統一大業毫無幫助,決定轉變過往只與國民黨打交道的模式。他手下的兩位台籍大將,分別為曾經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以及副行長的全國人大代表林毅夫與汪毅夫,前者過去在台灣時也同情黨外運動,他們對中共「出賣」台灣人民歷史的過往也都瞭若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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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重建與台灣本土派的連結

所以其實從2013年開始,甚至在柯文哲與民進黨結盟,參加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中共便已經開始與本土派重建聯繫。據說當時柯文哲對延安的訪問,就是由林毅夫牽線的,可見所謂白色力量早在柯文哲發表「兩岸一家親」的言論以前就已經與中共有所接觸。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在黨名上又能追溯到日據時代由蔣渭水所創立的台灣民眾黨。

蔣渭水的特點,不只是因為他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同時還在於他具有強烈的漢民族或者中華意識。所以早年台灣民眾黨的黨旗,在設計上就參考了中國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因為蔣渭水向來以孫中山追隨者自居。與謝雪紅等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共產主義「國際派」比起來,蔣渭水的中華民族主義路線更符合當今中共的主張。

此外蔣渭水的後人當中,也不乏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人士,比如他的三子蔣時欽,就在二二八事件後逃亡中國大陸,進入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他的養女蔣碧玉,則在抗戰期間就追隨後來擔任基隆中學校長的鍾浩東,到中國大陸參加對日抗戰。兩夫妻後來受到中共影響,回台灣從事顛覆工作而雙雙被捕,最終鍾浩東遭到政府判處死刑,成為中共的「革命英烈」。

在國民黨抗拒「一國兩制」的情況下,中共在島內需要一股新的力量抗衡「台獨」的民進黨,又要牽制「獨台」的國民黨,於是就有了台灣民眾黨活動的空間。台灣民眾黨的領導階層由藍綠兩黨的失意政客組成,支持者則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來自於討厭,甚至於痛恨民進黨的人。尤其是那些想對付民進黨,但是又覺得國民黨太軟弱的深藍人士。

深藍人士多數痛恨民進黨入骨,柯文哲又是墨綠出身,雙方怎麼能走到一起呢?「共同的敵人」往往比「共同的目標」更能把人們團結在一起,尤其是當國民黨瞻前顧後,不願意按照深藍人士的期望去不顧一切代價把民進黨拉下馬的時候。久了以後,因為堅守「一中各表」立場而成為「頑固派」的國民黨,自然因為無法滿足深藍人士全面靠攏中共的期待,而在後者的心目中被民眾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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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社
台北市長柯文哲(左)4日在雙城論壇開幕式致詞時和上海市長應勇共同提及「兩岸一家親」。 中央社記者陳家倫上海攝 108年7月4日

終極目標還是直接接觸民進黨

然而汪毅夫與林毅夫等人也不是白痴,知道民眾黨只是在國民黨不願意接受「一國兩制」的情況下,暫時用來介入台灣藍綠選情的一個棋子而已。他們的作用就是牽制民進黨,並且在國民黨「不聽話」的時候給點教訓,但卻沒有辦法幫助中共從根本上解決「台灣問題」。因為民眾黨與親民黨一樣,屬於柯文哲的一人黨,沒了柯文哲的光環就什麼都不是。

而且民眾黨本身只是一具骨架,沒有真正可長可久的政治明星,支持者更是隨時會一哄而散。對中共而言,最長久的根本之計恐怕還是直接接觸民進黨,因為以當下台灣的社會氛圍發展來看,反而是民進黨內可能出現如同蔣經國般具有「一錘定音」能力,讓中共真正看得起的黨政領袖。這一點,恐怕是國民黨不會再具有,民眾黨從來都沒有的能力。

無論現在或未來民進黨的領袖能否發展出「一錘定音」的能力,民進黨在台灣的執政都是來自於台灣人民,尤其是台灣本土勢力的授權。唯有得到台灣人民,尤其是台灣本土勢力足夠授權的民進黨,可能在與中共談判接觸時做出改變現狀的突破。所以站在汪毅夫的立場上看,他認為中共沒有理由永遠拒絕與民進黨的接觸。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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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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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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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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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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