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的「大管家」董宏違紀落馬，是二十大前習王體制瓦解的警鐘？

2022年1月28日，中國人民法院公開宣判中央巡視組原組長董宏受賄一案，‌對被告人董宏以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從1999年至2020年期間董宏利用職務之便，為有關單位和個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財物計人民幣4.6億餘元。

此案的政治意涵頗值得深思，一方面董宏擔任中央巡視組組長，長期追隨現任國家副主席、原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其落馬是否意味王岐山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呢？進而也波及習近平延任第三任黨國領導人機會呢？

另一方面身為中紀委重要領導卻涉及嚴重貪腐，監督者本身應如何被監督呢？整肅貪腐機制應如何建立制度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基礎？尤其在一個欠缺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及三權分立與制衡的國家，黨國威權體制因缺乏監督與制衡機制，勢必形成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敗，重挫清廉透明形象。

反腐敗運動成為習近平繼續延任掌權的政治利器，反腐敗績效逐漸顯露

2021年4月12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宣布，評判董宏其理想信念坍塌、「四個自信」喪失，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大搞迷信活動，違規干預和插手執紀執法活動；無視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出入私人會所，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收受禮品禮金；縱容、默許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其職務影響謀利；腐化墮落，家風敗壞；大肆收錢斂財，大搞權錢交易，利用職務便利在企業經營、項目開發、工程承攬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董宏嚴重違反中共黨的多項紀律，構成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受賄犯罪，且在習近平十八大主政後不收斂、不收手，性質嚴重，影響惡劣。

值得關注是，起訴書首次提到董宏除中央巡視組組長以外其他職務。起訴書顯示董宏斂財的起點，始自1999年擔任廣東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破產清算組成員，該公司為廣東省窗口公司之一，曾為最大國有獨資公司和第二大信託投資公司，但卻於1999年1月宣布破產，成為第一家破產的金融機構。

這段時間，也是王岐山任職廣東省副省長期間。董宏曾長期追隨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被視為其「大管家」，此次落馬可能意味著王岐山政治影響力消褪，當然從年齡上來說王岐山是退休後回任，在二十大後也將全退。

由於習近平在權力集中化過程中，與王岐山結成極為穩固政治聯盟，仰賴王岐山甚多，並在王退休後仍倚重延攬擔任國家副主席，打破中共高層領導年齡「七上八下」的權力及政治職位延續傳統。因此，習近平鬥爭王岐山的可能性不大；比較可能性是敵對派系攻伐而造成不得不處理。若然，則習近平延任可能存在若干隱憂。

換言之，董宏事件凸顯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必須採取平衡戰略，既須「正人正己」顯示大公無私精神及彰顯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理念；也須因應來自黨內不同派系異議、攻伐及挑戰。

董宏與王岐山關係密切發展，整肅董宏意味著王岐山權力消褪

進一步檢視董宏與王岐山關係發展，2000年後即跟隨王岐山至多地任職，被視為王岐山的「大秘」、「大管家」。

1998年王岐山擔任廣東省副省長，董宏任省政府副秘書長；王岐山出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董宏任產業體制司長；2002年王岐山任海南省委書記，董宏任省委副秘書長；2003年王岐山在「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期間，接替孟學農任北京市長，董宏則任市政府副秘書長。中共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王岐山晉身政治局常委並出任中紀委書記，董宏也任副部級巡視專員。

如此緊密政治主僕關係，董宏事件若進一步擴大政治衝擊，恐將影響王岐山，從而疏離習王政治聯盟關係。

2012年11月15日，64歲的王岐山在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並接替賀國強出任中紀委書記，晉升正國級黨和國家領導人。任職期間積極地處理貪污腐敗，提出「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在其領導下中紀委採取「查辦、約談、巡視、抽查、信息公開」的反腐措施，並要求官員在婚姻狀況、出國等個人事宜出現變化時要及時報備，並派人著手抽查申報材料，對外公開反腐工作組工作流程，以顯示其懲治貪腐決心。

王岐山在任職中紀委五年期間，共440位省部軍級高官涉嫌嚴重違紀被查處，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和蘇榮等六位副國級以上的官員，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43人、中央紀委委員9人，8900餘名廳級高官。其強勢作風及反腐敗運動強化中央紀委的權力，身兼中央紀委書記的王岐山，被視為黨內除習近平外最具實權的領導人。

習近平運用反腐敗鬥爭與王岐山形成緊密政治結盟關係，既是防止中共黨國陷入「亡黨亡國」困境；也是運用運動式治理腐敗作為整肅派系及權力挑戰者、政治異議者的政治利器。

權力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間關係，「監督者」本身即必須被監督

中共黨國權力高度一體化及集中化，欠缺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中紀委扮演黨國內部權力施行之「監督者」角色，欠缺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司法獨立機制，這是一種純粹「黨內監督」，難以產生真正權力制衡與分工機制，產生「監督者」如何「被監督」困境；甚至監督者可能與掌權者合謀，利用「運動式腐敗治理」行政治權力鬥爭之實。

2017年4月17日中紀委、監察部官網發布，中央巡視組前副部級巡視專員張化為涉嫌嚴重違紀，張化為是十八大以來第一名被查處的中央巡視組組長，其落馬與金融領域反腐有關，曾參與中巡組第一到第六輪巡視，並在前三輪巡視中擔任副組長，後三輪巡視擔任組長。張化事件導致外界質疑中共黨內「加強自身監督」成效。

張化為是十八大後第一個落馬的中央巡視組組長，而在2016年2月4日曾四度擔任中巡組副組長的湖北省省委組織部長賀家鐵，因嚴重違紀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成為十八大第一個落馬的巡視組的組員。

張化為曾參與查辦湛江特大走私案，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案，此為中共建政後涉案職級最高的反腐敗案件；其參與巡視的地方，均有多名官員落馬，包括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遼寧省政協副主席陳鐵新等。如此涉及性質嚴重貪腐之「監督者」，又怎能負責執行「監督」黨國成員之重責呢？「監督者」本身即必須被監督。

中央巡視組所建立由上而下的「黨內監督」，缺乏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制

根據2009年《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指出，明確中央巡視組的巡視範圍：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同級政府黨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人大常委會、政協委員會黨組領導班子及成員。中央巡視組主要是發現、報告問題，一般不直接處理問題。重新回歸巡視工作最主要的職能，包括發現和反映腐敗線索。主要突出四個重點：一、領導幹部違紀違法問題；二、違反「四風」等問題；三、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問題；四、選人用人上的腐敗問題。中央巡視組亦能直接到組織部門，調取領導幹部報告的個人有關事項，並對其真實性進行核實。

事實上，中央巡視組運作的主要機制：（一）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二）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三）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四）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五）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

2013年5月以來，中央巡視組組織運作產生重大改變，原12個巡視組減少為10個，且不再按照地方省市、金融企業、國家部委進行分類。

換言之，中央巡視組不再有固定的巡視對象，每次任務都臨時分工，既可巡視地方，也可巡視企業、部委。巡視組組長由「職務」變為「任務」，改為「一次一授權」，中共中央每次確定巡視的任務後，再來選定巡視組組長。巡視組組長人選都是正部級幹部，有卸任官員也有在職官員。

中央並建立巡視組組長資料庫，每一輪巡視之前，從資料庫中確定10名巡視組組長人選，並實行嚴格的迴避制度，防止巡視組和地方黨政幹部形成潛在利益同盟，黨內監督被「條條」及「塊塊」主義與政治勢力所穿透。

董宏案件凸顯中共二十大前黨內權力傾軋，可能波及習王政治聯盟

2021年以來，已爆發一批高官密集被捕被查，22名副部級以上「中管幹部」落馬受審，並波及紀委、政法系統及地方官員，這顯示黨內將反腐敗視為派系權力鬥爭之工具。

總體而論，此次董宏事件固然不能全面否定巡視工作之績效及其必要性，從十八屆中央紀委立案審查的中管幹部案件中，超過60％的線索來自巡視，無論是山西省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湖南省衡陽破壞選舉案，四川省南充拉票賄選案和遼寧省拉票賄選案等重大問題線索，皆來自中央巡視之成果。

然而，這樣間歇式反腐雖有走向制度性防腐趨勢，包括制定《國家監察法》完善相關監察法規、設置從中央到地方監察委員會建立健全監察體制；但此仍陷入黨國權力高度結晶化的困境，此即「監督者」也需要「被監督」。

依據《中央巡視工作規劃（2018－2022年）》規定，十九屆中央巡視仍堅守此政治職能定位，突出黨的全面領導、黨的建設及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主政下採取一系列改革所形成的監督制度，仍然強調「以黨領政」而非「黨政分離」。

黨國認為「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因此，中央巡視工作為一種「政治巡視」非「業務巡視」，反腐敗之目的在於從嚴治黨及加強黨的領導。既是「政治巡視」難免掉入「政治正確」泥淖，從而可能陷入派系政治權力爭奪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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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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