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諾蘭《黑暗騎士》三部曲：英雄並非僅是肉體的體現，每個人都可以是蝙蝠俠

文：鋼哥

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的《黑暗騎士三部曲》在我心中一直是經典的三部曲，甚至每過一陣子就會拿出來看；有趣的是，片中都能用政治哲學的角度探討，讓觀影後的討論增加不少後續聲量。讓我用柏拉圖（Plato）的「高貴謊言」、盧梭（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來分別檢視。

Photo Credit: 《黑暗騎士》

高貴謊言（Noble lie）

高貴謊言（亦稱「虔誠的幻想」）是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於《理想國》（The Republic）提出：

這謊言，讓大家相信過去的教育在地底下進行，完成後我們才來到地面上，而共同受教育者則如同我們的兄弟姐妹一樣。因為如果對政治社群沒有特殊情感，我們是無法有效去捍衛公眾利益的。

柏拉圖的這一項謊言，類似於十九世紀民族主義興起後，每個國家都在建構的民族神話。高貴謊言的創立就是用來創造一種國家內部的和諧，而這種和諧經常會牽涉到無法公開的真相，因此才有人視之為國家的神話（the myth of nation）。

例如針對詮釋階級身分，高貴謊言可能這麼說，統治階級一出生，靈魂就混了黃金的成分，輔助階級混了白銀，其他的工匠和農夫，則混了鐵和銅。神賦予統治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注意城邦小孩的靈魂成分，然後指派他們到適當的位置。

不過，我更願意相信，公民對於這個高貴「謊言」也許都略知一二，但是，從來沒有人會實際公開揭穿這個謊言或是深入調查；與其知道內幕後只能換能換得與其完美形象背後的違和感，那不如維持現狀假裝無知繼續過活。

Photo Credit: 《黑暗騎士》

張牧之與哈維丹特

張牧之與哈維丹特兩人在電影當中的身分皆是潤飾過後的形象，他們的背後皆有一段只有少數人才知道的身分真相。

在《讓子彈飛》中，張麻子本名為張牧之，原本是松坡將軍底下的手槍隊長（電影裡張牧之說曾追隨過松坡將軍，松坡將軍就是當年響應辛亥革命的蔡鍔將軍）；然而，經歷戰後的顛沛流離，張牧之也被叫成了「張麻子」，從手槍隊長淪落到上山當土匪，在鵝城更是遭到通緝。即便最終撂倒惡霸黃四郎，張麻子此一身分依舊是用「馬邦德」縣長之名活下去。

哈維丹特在電影中受到小丑的操弄而成為「雙面人」，原本是高譚市的光明代表，淪為只用擲硬幣來決定生死的偏執狂；然而，蝙蝠俠以黑暗騎士之名替哈維丹特承接這殞落的希望，讓丹特繼續以光明代表的身分繼續帶給高譚市希望。警長戈登讓高譚市民相信哈維丹特是為了正義犧牲，以英雄之姿死去。

在兩部電影當中，這兩個主角都成了百姓眼中希望的象徵、正義的化身，可是領導者的身後皆背負著一個無法訴說的真相；也就是，受壓抑的正義。那麼問題來了，我們不禁要問：

他們有必要承擔這一切嗎？

Photo Credit: 《黑暗騎士》

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盧梭提出的社會契約論用以反對啟蒙運動以前君主絕對權力的年代，盧梭在此著作的開篇便以這麼一句話作為宗旨：

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受限制。

盧梭的觀點在於，在國家內部的人民必然得朝著「共善」（common good）的全體目標而努力；盧梭此話意味著，國家的共同利益必然先於個人的一己之私，若你不同意就得「被迫自由」（我感覺盧梭應該是說，你將無法再受到權力體系的保護）。

在黑暗騎士當中，哈維丹特與蝙蝠俠合作，蝙蝠俠動用私刑將法外狂徒逮捕，哈維丹特在用法律將其定罪；兩人的作為都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理想，也就是高譚市的和平與穩定。

在這裡，如果高譚市的人民同意社會契約論的宗旨，國家本該朝著更大的共善發展，那就必然會承受一點代價。但是，盧梭的主權在民觀點認為，能夠影響這些當權者的依舊是人民自己，而政府只是人民意志的實踐者。但是，我們就變相遇到另一個問題：

如果當權者的確朝著共善努力，但是人民卻不同意，那麼當權者還應該聽從人民的聲音嗎？

在電影中，我們可以聽到一段來自人民與公權力的辯論，如以下片段與對話。

高譚市民：「難道你寧願保護一個像蝙蝠俠這樣的私法制裁者，也不願保護高譚市公民的生命嗎？」

哈維丹特：「蝙蝠俠的確是個法外之徒，但這並不是我們應該囚禁他的理由。我們放行他在高譚市替我們騁奸除惡，是因為我們對罪犯感到害怕，所以也一直讓他保護著我們到直到現在。」

私法制裁者（vigilante）就是一個在法治體系之下會一直不斷被放大檢視的角色，他們動用私刑解決罪犯，而且總是領先法制人員。在2012年的一款遊戲《看門狗》，玩家所扮演的主角艾登皮爾斯，在遊戲中也是以私法制裁者稱呼之。

在遊戲中，作為一個熟練的網路駭客，艾登的所有作為都會影響他的「聲望值」，如果他打擊犯罪、拯救市民，那麼市民便會擁護艾登繼續在芝加哥生活（遊戲的設定在芝加哥，因為芝加哥有著全美最多的道路監視器）；相反地，如果艾登一直破壞市民的生活，甚至在道路上狂飆影響交通，那麼聲望值便會下降，民眾也會向警方舉報艾登。

《看門狗》的世界就像是一個主權在民的完全展現，艾登是否對芝加哥來說是個好人，端看市民如何看待他的行動，但是在遊戲中我們也同樣看到了人民意志的矛盾。

同樣是私刑，用在罪犯身上時，人民認為是正義的展現；反之，若是用在人民身上，便會被解讀成是法外的狂徒。在社會契約論當中，人民的確有權質疑、反對、推翻當權者，但是，這一套思想在私法制裁者卻毫無作用，因為私法制裁者本身就不在法律的範疇裡。那麼問題就來了：

既然有人的行為不受法律的合法保障，是誰給予他們權利做這些事？

不論在遊戲、小說或是電影裡，只要遇到私法制裁者似乎都可以用「自以為是的正義」（justice of self-righteousness）來質疑他們的所作所為；彷彿大眾可以用自身的角度詮釋所謂的「自以為是」，個體的行動終究敵不過多數的質疑。世界沒有了救贖，只剩下罪與罰。

在《黑暗騎士》裡，蝙蝠俠對戈登警長說：「我要讓蝙蝠俠成為一個精神象徵，每個人都能是蝙蝠俠。」

此話一出，並不是為了替私法制裁者的行為背書，事實上蝙蝠俠也知道這個身分將承受巨大的壓力；他不跟著世俗的價值觀隨波逐流，相反地，他持守著自己的信仰「在一個罪惡的城市裡，仍然有人值得被善待」。